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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特别是舆地图的发展，也不断冲击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地图虽然不是文字，但它却始终传递着一种观念，例如地方志总是凸显出行政区域与宗教区域。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虽然不乏相当精确写实的科学记载，但大多传递着天圆地方与天朝上国的思想。当西方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后，士大夫们大为震撼。“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曾经的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现在的中国却成了世界的一角。利玛窦在献图时，十分注意将中国的比例扩大，但万历皇帝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大逆不道的地图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反而十分喜爱。无可否认，这种舆地图向时人传递出了“小中华而大四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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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被视为实用技巧的西方天学、地学的传入，其实恰恰打中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七寸，使得“天经地义”走向“天崩地裂”。基督教教义和西方哲学思想，士大夫们尚可利用“忠孝仁义”的理念进行批驳，但经过西方科学所证实了的天学和促进了海防交通发展的地学，却让士大夫非常难堪，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三、批驳与融合：士大夫对冲击的回应面对新知，士大夫中不乏肯定与接受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张京元等人，他们与传教士来往密切，接受并传播着这种知识，包括皇帝在内，其实都对新知识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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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可谓方枘圆凿的西洋知识，想要被接受，仍然需要一个缓冲期，特别是天朝上国的自信仍然存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仍然占据主流思想之时。所以，时人采取了两种巧妙的做法来对待新知识：第一，凭借历史记忆，将这些新知都归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知识中，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这一理论也与传统知识相关，“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为之提供了依据。他们将各种西方知识与古代传统知识相比附，例如，地理知识已经有邹衍的“大九州”说，数学知识来源于《周髀算经》。康熙帝就曾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为西学找到中国历史的依据，不失为一种折衷妥协的做法，也能够让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好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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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做法就是完全将新知识当作实用性知识，也就是说，将西方新知视为形而下的“器”，而坚持中国传统是形而上的“道”。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当新知识冲击到传统思想的基础，而我们又没有做好准备时，这样的逃避或许可以避免更大范围的“三观”崩坏。但问题是，当形而下的“器”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冲击威胁到了形而上的“道”时，国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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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反抗抵制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拒绝西方的知识，将其视为蛮夷的胡言乱语。这其中包括许多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如王夫之便说利玛窦是“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直斥其为“呆狂”。或许这才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心态，对这种“离经叛道”的指责与对“天经地义”的道的维护，本就是士大夫的任务。好在当时处于明末清初，中西冲突尚不剧烈，而西方真正改变中国，则要等到200年后的“鸦片战争”，此后天朝在面对西方科学时，就真的毫无招架之力而濒于崩溃了。【 传统|重审中国传统，西学东渐二百年中国都没近代化，是守旧还是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