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过一种论调:读三国只需手握《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就够了。诚然,《三国演义》是小说中的经典,其他同类型很难超越它,但是《三国志》作为正史却未必全然为真。学历史和考古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即便一部史料写的再严禁求实,合情合理,可若为孤证,依旧不能取信,这个时候需要其他佐证,比如书籍或者出土文物。《三国志》也是一样,通过它现人得到的三国信息难能可贵,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其他史书来证明,所读为真。比如这一段:陈寿所著《三国志》里说“魏文帝曹丕的长孙,魏国第四位皇帝曹髦(前三个分别是曹丕,曹叡,曹芳),登基之后荒淫无度,并且不听劝告。皇太后规劝他,曹髦却怀恨在心,进而想要谋杀她。好在司马昭在其举兵之前斩杀了他,曹髦死时年仅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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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那段,我们很容易得出:曹氏自己作死,守不住江山,且不得人心。而司马氏则忠肝义胆,取而代之是民心所向。但其实,这样想的话就简单了。东晋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习凿齿,他一生潜心研究历史,更是以三国史为擅长。与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不一样,习的著作以蜀汉为正统,成书《汉晋春秋》。在书里,习凿齿首次重现当日真相:司马昭控制大权,已经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曹髦手里没有实权,处处避让,虽然被百官朝拜,但显然已经是个傀儡了。十四岁登基,忍到十九岁,终于不想再忍下去,遂举兵反抗。可是曹髦的反抗,是背水一战,失败了,也就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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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在这一版本的故事里,司马氏俨然乱臣崽子,而曹氏不愧为曹操之后,即便玉石俱焚,也让人心生敬畏。那么哪一个版本更真实呢?现代史学家偏向后者。首先,陈寿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不容许其写出“司马昭大逆不道”的话,而习凿齿显然没有这层顾虑。但是,即便这样好像也不能打破“孤证不立”的规律,我们需要其他的证据。时代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出来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名叫裴松之。裴松之和他的儿子,孙子号称“史学三裴”,足以见证他们在史坛地位。裴松之的著作有一部叫《三国志集解》,专门解释陈寿版《三国志》(原版不厚,许多地方没有解释清楚,比如曹魏用了邓艾的计策屯田,增加国力,这么重要的事陈寿就用五十字给概括了,这时候就需要后世解读),并且查漏,补缺,更正。在集解里,裴松之也称“曹髦受不了司马氏的压迫和专权,想要铲除之,不过实力悬殊,殊死一搏,还是让司马昭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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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裴松之的旁证,可以说明前面习凿齿所述为真……等等,严谨求实的史学研究还差一步,那就是:证明裴松之旁证的真实性。言外之意,旁证可信,才有资格作为旁证。这就需要看看裴松之《三国志集解》是怎么做成的。裴松之为了写这本书,收集了三国时期原始资料一百五十多种,更是注意到百家言论,和引用名家著作的原文。清代史学家,法学家沈家本说:“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纪晓岚更是补充到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史料来源和特点大概有六个方向:1.引用诸家之论,为了明辨是非(这里不是指诸子百家学说,而且指针对一件事情,有多种评价角度,有的学者说好,有的学者说坏,此为诸子。听取多放言论,自然明辨是非)2.参考多类书籍,目的为了核查出讹传和差异3.记载《三国志》里没有发生的事情,查漏补缺4.记载《三国志》里有的事情,并且详细论述(这是《三国志》一个缺点,正如前面的屯田计策)5.记载《三国志》中没有的人,好做历史人物横向类比6.记载《三国志》里有的人,并且详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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