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下述观察很有见地，让人耳目一新。她认为“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花费相当少的经费，却能有效的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协助。就商人来说，他们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作者所讲的天时优势，指清朝与准噶尔汗国耗费数千万两的战争，为商人以效力介入提供了机遇。所谓地利，指官设驿站为商贸活动提供安全路线，并为商民沿途开垦、放牧等带来便利。更有官员接受商请，违禁利用官驿替商号有偿带运货物。所谓人和，商人为清廷协运军需，垫付开支，服从管理并缴纳种种规费等。这些具体而微的内容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相关研究表明，辅助清军后勤的随营贸易使赴蒙商人得到清政府信任，由此得到清政府对隔离封禁地区的贸易特许。于是旅蒙商填补了蒙古社会对外贸易受限产生的空白。作者告诉我们，清政府对赴蒙贸易商人设立了周密的票照核查制度，同时设立关卡，抽税以裕国库。还告诉我们，“管理这么庞大贸易量，也需要相当人力物力。例如对库伦办事大臣或恰克图章京，除了官俸之外，该衙门并没有中央拨给经费。以恰克图章京衙门为例，嘉庆五年（1800），皇帝才下令由口北道拨给恰克图衙门办公银212.5两。对每年需支出超过一千两的恰克图衙门来说，杯水车薪”。作者研究表明，库伦和恰克图衙门都得仰赖商人的各种生息银、捐输、陋规、摊派、走私罚银等。既然正常开支经费不足以支撑，遂有化私为公堂皇理由。又因为有了化私为公，凡朝廷交办事宜且不拨经费或经费不足，遂可以用办事名义开辟新的陋规收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的勇于任事，以及清末蒙古地区推行新政，都不能排除这种化私为公的办事方式。读当事官员《祥麟日记》《额勒和布尔日记》等，官商融洽，跃然纸上。
化私为公如何与满大人荷包关联？作者以库伦为例，举陈箓《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提到清末库伦办事大臣的收入，包括旧款息银、新款息银、羊马折价、地方收入等，平均计算每年总在五十万两以上。清廷规定库伦办事大臣岁支养廉银才七百二十两，倘无其它收入几乎难以维系额外开销。作者并没有简单接受陈箓岁入五十万两说法，进而推论出大臣贪腐，而是根据档案资料周详核算，指出上述收入尚需上缴交理藩院或户部。譬如恰克图查验商民部票费；库伦、恰克图出口统捐银；铺户银等项目必须上缴中央。至于查地陋规银、商民台站免役银、库恰车驮捐银、甲商认捐巡防步队饷银、地基银等，才属于库伦办事大臣可支配办公经费及官员胥役津贴等。刨除上缴部分的分解核算，才能准确理解“满大人的荷包”。
文章插图
1913年的库伦
依作者判断，“商人的付出大幅节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尽管中俄贸易和蒙古地区商业繁荣不能扩大国家财政规模，但对挹注地方财政上仍有贡献”。这个分析或许不乏道理，但官商相助互利的同时，给蒙旗社会经济带来了什么？须知商人付出并非甘愿牺牲，那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难理解，通常是要蒙旗为其买单。赊销和高利贷通常是被研究者诟病的超级剥削。债务是清末蒙古陷入危机的重要因素。作者分析了旅蒙商赊销或借债方式，列举档案存留的典型案件加以说明。其中根据大量资料整理排列的图表数据有很强的说服力，极具参考价值。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对蒙古王公贵族举债滥购高级奢侈品、寺庙大量消费宗教用品等不无微词。这种区分揭示了蒙旗举债危机的内在因素，给读者留出很大的追究空间。不过在我看来，似有更深层次问题在本书中尚未展开探讨。尽管作者多次极其细致地整理出贸易货物清单和人事、经费的开支目录，让我们了解到对蒙商业具体内容，诸如除牲畜贸易外，输入商品基本在日用百货、丝绸布帛、茶酒烟糖和土产杂货范围，兼营放贷金融、旅店运输、手工业制品和粮食、醋酱油、烧酒酿造等。为满足蒙古上层高端消费，甚至还有来自英国、普鲁士诸国羊毛绒织物、天鹅绒等欧洲商品。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对蒙贸易引进新式生产工具，也没有感受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对北亚游牧经济有何促进与改良。作者考述蒙古地方财政和商业历史过程中并没有给我们解答上述疑问，却给我们带来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