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诗词同源、分野、合流，一篇讲清古诗和词牌的渊源与区别( 二 ) 诗词|区别|渊源|古诗

很有些离不开女人，却又鄙视女人社会地位的意思。甚至有诗阳刚、词阴柔的说法。
欧阳修带头整顿文风，搞诗文革新，却绝口不提词牌的事。词牌和诗文相比，是等而下之的文字，完全没有必要去管。文坛领袖都是如此，大家自然顺应接受这种认识，词牌一直就被用来抒发个人的小情感，局限在离愁别绪，男欢女爱之中。而正因为词牌承担了娱乐功能，诗就完全放弃了这个领域，越来越说教，越来越孤清。宋诗也就越来越高冷了。
这个过程就是“诗词分野”。欧阳修的诗和词，风格迥然不同。爱国词人李清照，词风婉约柔美，诗却豪气阳刚，完全是男儿之作，如“死亦为鬼雄”。这是整个时代的文风，并非某一个词人的精神分裂。即使是“以诗入词”，对词牌选材拓宽，地位提升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轼，他的词牌作品和诗作相比，仍然缺乏雅正的感觉。即使他有意识地在诗词题材、情感、手法上打通界限，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受时代影响，保留着词和诗之间那种微妙的差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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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合流
李清照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代表了北宋文人的普遍观念，而这种观念虽然在苏轼手中出现变化，但是真正被大面积的打破，是因为出现了“靖康之难”这个家国之变。
大批的词人开始用词来表达家国情怀。因为经过北宋末周邦彦的整理规范，词牌这种体裁已经完善，也就是说词牌在格式上做好了和诗对抗的基础准备，而缺乏的就是在内容上的竞争能力。“国家不幸诗家幸”，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屈辱苟活，为广大已经熟悉词牌表达方式的文人提供了大量素材和情感波动。
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学习苏轼，豪放入词的文人，如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等。词牌在他们手中，不但用来书写家国之志，同时也成为了士大夫送别的交际工具，这就和诗的功能没有了区别。到了辛弃疾的手中，彻底打通了南北文化，打通了文臣武将，打通了豪放婉约，抹平了诗词之间的界限。而词牌，也正是在辛弃疾手中达到了最高峰。这个过程是“诗词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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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分野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么词牌和古体诗唯一的区别就是周邦彦整理出来的词谱区别了。记录在案，按规则填写的就是词牌，不按规则，随意发挥的就是古体诗。
但是辛弃疾之后，姜夔、吴文英、张炎这些词人，又把豪放派开创的这些新特点给消灭了，词又回归到了小情怀的路子上，写法细腻稠满，与诗的表达大不相同。
这个过程叫“词的复辟”。这一复辟又是一千年，尽管零零碎碎也出现过一些大气作品，但是词牌史上能够称之为豪放派的，一直到清末、民国初，也只有苏轼、辛弃疾这些宋朝词人。
直到近代，伟人的作品才真正让词牌又一次站了起来。
但是从整个中国的诗词史来看，即使是辛弃疾、陆游、包括近代伟人，在选择用词来表达情感的时候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和诗保持一定差别，这说明“词别是一家”这种观点，虽然一直被打倒，却因为起源的基因，是一直深藏在文人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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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体裁
诗和词当然是两种体裁。从格式上来说，词牌有固定格式，必须严格遵守。而诗除了近体诗之外，就比较随意一些。近体诗的格式和词牌比起来实在是泾渭分明到没必要说，主要还是古体诗看起来和词牌相像。
如果我们创作的古体诗暗合了某个词牌，那是不是词牌呢？
在如今打倒内容限制的时代，这当然可以称作词牌。但是无意识地暗合和有意识地创作是两回事。为什么如今的词牌创作要少于诗，就是因为规词的矩太多，而大部分人认为的诗，很可能只是近体诗——甚至是不懂格律的人创作的字数、句数像格律诗的作品——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在观感上诗的数量就要大大地多于词牌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