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如何应对打秋风的亲戚朋友，晚清高官直呼“可笑可气” 何汝霖|晚清

京城居，大不易。在人们印象中，京城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似乎米珠薪桂，想要体面地生活确属不易。但是，即使在亲友众多，风土人情较为熟悉的家乡，想要体面地生活，难道就是容易的事吗？我们不妨以晚清军机大臣何汝霖的日记为例，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何汝霖（1781—1853），字雨人，江宁（南京）上元人。嘉庆十八年，三十三岁时始得拔贡；道光五年，四十五岁时始中举人；充军机章京，累迁都水司郎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道光二十年，六十岁时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宗人府丞、副都御史；道光二十五年擢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丁母忧，回乡守制；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服阕，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寻署户部尚书，仍直军机处，授礼部尚书。以病卒。
何汝霖所遗两册日记手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时间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其回籍守制时期，内容皆居乡时的一己见闻与感受，本色自然，极具性情，真实展现出一位达官显贵的乡居生活，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作者个性直率，臧否人物毫不掩饰留情，兼之他有将家信内容摘录于日记中的习惯，故所记远较一般日记细微详实、形象生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部比小说都精彩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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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汝霖日记》
明人陆嘘云《世事通考》谓“因人丰富而抽索之”为“打抽丰” ，又名“打秋风”“打秋丰” ，这种利用各种关系或名义向人索取财物或赠予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人情社会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何汝霖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好不容易逮到他一个不得不回家乡的机会，沾亲带故者无不磨刀霍霍，期以有济。以至于何汝霖甫回乡，竟不敢去九儿巷哭奠刚刚去世的大嫂，因为那里有等候多日准备向他哭穷的诸多女眷：
本欲至九儿巷哭嫂一番，为众女客所阻，不便前往，防烦琐也。可恶可恶。据渭渔云，皆已住月馀，专候哭诉家务也。（二十七年十月廿一日）
过了两个多月，何汝霖愈觉难以应付：“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约二百馀，而来者仍众，奈何奈何。又知朱、况二生窘而未启齿，赠以十五金。”（二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求助者坌集，与索逋等，可笑可气。”（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求助者反而像是索债者，这确实是一幅奇特的画面。亲友故旧中，除了有像朱、况二生稍有自尊，羞于启齿而得到何汝霖的主动资助者外，其馀多是千方百计来打秋丰的人。
有的是仗着五服以内的亲戚关系，理直气壮地来索要钱财。如他的侄女婿王某，其母年过八十，他却视同路人，将“先人所存银钱花尽，老母之衣物并寿木卖去” ，何汝霖不得不“每月给钱一千”（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以维持其母生活，可王某仍贪得无厌，以书来告帮，被何汝霖形容为“行同猫狗，忝然不耻，真非人类”：
王侄婿书来，无情无理，刺刺不休，令人生气。其老母幼子，皆为之筹及衣食，而所为仍出人情以外，行同猫狗，忝然不耻，真非人类矣。（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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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猫狗，忝然不耻（《何汝霖日记》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
而定保的表兄郑满子（何汝霖原配郑氏的兄弟所生之子），则直接打上门来，稍不如意，即大吵大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