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东汉帝国的政治遗产( 二 ) 帝国|政治|法家|儒生|东汉|遗产|中年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朝廷。他们通过批评秦政，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斥责秦朝“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把矛头直指文吏。强调只有儒生才能承担德政和教化。统治者开始转变政治方针，制度上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譬如汉武帝创立察举孝廉制度、其中的明经、文学等科，明显是面向儒生的。汉武帝创立太学，学生到西汉末年增加到几万人。这些学生进入官僚体制后，整个帝国的官僚“彬彬多文学之士”。
儒士担任官员，不仅为民兴利，还倡导礼仪，表彰儒生，甚至言传身教。譬如，胶东相吴佑遇到百姓相争打官司，总是首先闭门责备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后才去听诉讼；太守许荆遇到兄弟争财产，便已自己的教化不行为由，请求朝廷把自己下狱，两兄弟深深感动，幡然悔悟。此时的儒生官僚同时担任起“吏”和“师”的双重责任。
汉儒的大量参政，为帝国政治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国家行政的理解，却远不如法家“理性行政”深刻。汉儒官员们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义，终于在西汉末迎来了制度设计的狂欢，即王莽的复古改制。
有人曾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乘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乐舞用韶舞，就是了！让古礼复兴了，自然天下太平。”不得不说，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为“制度浪漫主义”，更多是从象征意义而非实用意义去考虑制度设计。
汉成帝时，何武倡议把丞相制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叫州牧。因为经书中说“天子三公，十有二牧。”方士甘忠和他的弟子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哀帝居然真的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年号为太初元将。
此时的文吏们曾试图抵制儒生们的复古，可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复古改制，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种思潮，在王莽改制中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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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莽轰轰烈烈的制礼作乐，儒生们倍觉欢欣鼓舞，周礼崩坏已久，王莽居然复活了它们。文学家杨雄欣喜而挥毫，作《剧秦美新》盛赞“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儒家学术总算得到一个彻底释放，贯彻的机会，太平盛世即将来临！然而，王莽新政并没有比秦朝的严刑酷法长命多少，不久就在混乱动荡中倒台。
南朝沈约论及此事说：“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历史就是这么奇妙，秦始皇和王莽的政策构成了两个极端。从纯用文吏、遵循法治，而儒生仅为点缀的秦政；到充分贯彻“礼治”理想，而文吏仅为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
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狂欢，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想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把战国秦汉以来，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中所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彻底的予以抛弃。全力推行理想国式的变法体制，它的失败乃是必然。
鉴于王莽新朝改制的失败，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奉行非常务实的政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务上，有着不同于王莽的现实态度和政治理性。例如废除新莽的官职和货币、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实行度田、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压制功臣外戚和诸侯王等。除了这些理性政策的回归，光武帝刘秀还有两项举措，对后世可谓影响颇巨。
一是尊崇儒教。不同于西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多是市井亡命无赖之徒，东汉开国集团则是一派儒者气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时曾在长安太学读书，受尚书，通大义。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年曾与光武帝是太学同窗。同样经历的还窦融，耿纯，有樊准，寇恂，冯异，贾复等。故清人赵翼说：“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投。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就连皇帝的警备部队都要人人通晓《孝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形成了注重经明行修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