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孔子怎么成了伟大的革命家?

作者:霍小山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托关系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希望他能代为上达自己写的上皇帝书。
翁同龢拒绝了。
失意的康有为回到广东老家,专心著书立说。为了给变法扫清舆论障碍,他在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部书,告诉中国人,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改革现状,而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 在康有为的书里,孔子变成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编剧,他一手编造了从尧舜禹到东周两千多年的历史。康有为的这个理论,就跟现在某些学者说英国人起源于中国安徽、湖北交界的英山地区一样,荒诞不经。如果他的理论是客观事实,那么孔子就不止是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了,他还是一个小说家。孔子也不是托古改制,而是造假改制。
 孔子|孔子怎么成了伟大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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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有一说一,孔子没有伪造历史,但他的确主张改革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算是托古改制的祖师爷,而且他的步子迈得比康有为还大。康有为只是主张改良,孔夫子却是主张彻底的改变整个社会制度——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语),然后创立一个新的“天下为公”的朝代,这个朝代,就叫做“春秋”。01 世道衰微
因为社会现状糟糕透顶,所以才有改革的必要。 孔子生活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话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当时,由于晋、楚两个大国的衰落,导致诸侯国之间没有了稳定的中心力量,天下又开始了绵延不绝的兼并战争。
战争不但让各国民不聊生,而且让社会风气愈发堕落。由于贵族精神的失落,导致贵族阶层之间自相残杀,再也无法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进步力量。总而言之,就是民生困苦,礼乐崩坏。面对这样的现状,孔子的老前辈——老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种极端的放任主义,放在汉朝初年比较合适,但是放在春秋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孔子能敏锐的看到现状背后的本质——家天下。家天下就意味着权力私有,为了争权夺利,各国的王公贵族互相攻伐、杀戮,不惜背弃人类的良知和社会的公义。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于是,孔子回想起家天下之前那个公天下的时代,也就是尧舜的时代,他用略带遗憾的语气说,“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像孔子这样一个经常“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人,他所“有志焉”的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美好,令人心驰神往? 孔子这样描述尧舜时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实这段古文并不难懂,唯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这句一眼看过去有些费解。李敖曾对这句话表示的就是最早期的,最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有吃不完的苹果,我也不会把它丢到地上,任其腐烂。我宁肯给别人,也不要藏在我家里,因为我用不了这么多,我不需要这么多。同样的,我有过剩的本领,我就要把我的本领整个的施展出来,我不要深藏不露或偷懒不干。 简而言之,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代表各取所需。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代表各尽所能。我能够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这个时候就是代表了这个人人格是最完美的阶段。这个美好的像是加了几层滤镜的时代,就叫做“大同”。02 拨乱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