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无终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提醒每个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用好人,用准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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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既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同时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用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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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姚宋天下大治姚崇退位后,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为宰相。宋璟为人“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担任宰相期间,“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姚崇、宋璟任宰相各有所长,姚崇善于应变成务,宋璟善于守法持正,他们虽然志操不同,但都尽心尽力辅佐唐玄宗治理国家,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宋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俭着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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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张九龄忠言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不听指挥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廷大臣都明哲保身,再也不敢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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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国舅杨国忠。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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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已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辨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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