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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浙成 作家,曾任《江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汪浙成丨《江南》一定要姓文
1992年,浙江省五次作代会后,汪浙成担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分管《江南》。
在《江南》四十之际,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刚接手刊物,还没来得及考虑办刊的第一要务——安排稿子提高刊物质量,发现自己已四面楚歌地置身在经济问题的包围之中。”
这种困局,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在全民下海经商的热潮中,很多纯文学刊物遇到经费困难。为求生存,很多文学刊物放弃原先的办刊宗旨,改发休闲小品、武侠侦破、凶杀言情、明星逸事。
《江南》是不是也要随波逐流?汪浙成想,至少在他的任上——“《江南》作为纯文学刊物的方针任务不能变,《江南》一定要继续姓文,决不能移名改姓成为消遣性的文化刊物。”
此时的《江南》想寻求企业联合办刊,在经济上获得一些援助,然后在企业文化上为对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扩大企业知名度,但是,企业却提出“一次性买断”的诉求,这就意味着,刊物从此丧失了自主权,甚至还改变了刊物的上级主管单位。
没有人愿意《江南》走这样一条路。
“记得那段日子,我一天到晚脑子转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嘴上说的还是钱。在作协党组会上,发言三句不离《江南》经费上的困难,听得黄亚洲(时任省作协副主席)都对我充满同情;参加省政协会议,也诉说《江南》办刊经费困难和对文学的忧虑。一次,有委员听后建议我用提案的方式向政府反映《江南》困难要求增加经费。我受到启发,立即草拟了一份提案。”
就在汪浙成抱着试试的心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想到给时任省委领导的信寄出不久便有了回音,要我去再进一步听取《江南》情况。”这次汇报后不久,汪浙成收到了省财政厅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一趟厅里,在原有基础上增拨十万元办刊经费,在正式下文前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高兴还来不及呢!”汪浙成说,就是这十万元钱,解决了《江南》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江南》重整办刊思路,在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下,经过一段时期的阵痛和惶恐,逐渐站稳脚跟。王旭烽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打破了《江南》上的小说在全国获奖的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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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敏 作家、编辑、出版人。曾任《江南》杂志社主编
袁敏丨逃不开的“江南”
《江南》四十年,袁敏曾担任主编九年。
九年,3385个日夜——但对于袁敏与《江南》而言,这不是个戛然而止的数字,所以,她的讲述,如同一棵大树,每一根枝桠伸展开来,都是一个她与文学之间长长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几乎都与《江南》有关,与郁达夫小说奖有关。
今天,提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韩寒的《三重门》、海岩的《永不瞑目》《玉观音》等影响深广的畅销书,读者都知道袁敏是其背后的推手。听袁敏讲述这些出版的往事,没有一个不是起伏跌宕,在出版界曾传为佳话。
但是,2005年秋,作为“金牌出版人”的袁敏却选择入主《江南》,在次年推出她接手的第一期《江南》。2006年第一期《江南》印了一万两千册,相对于之前,这个数字确实有点惊人,刊物发行人员对此也有担心和犹疑,怕印数太大,砸在手里。但作为主编,袁敏有拍板权,一锤定音。
没想到一万两千册《江南》很快脱销。随后,媒体将这一期《江南》的发行情况进行了报道。在纯文学杂志销量普遍下滑的趋势下,改版后的《江南》为什么会逆势脱销?这件事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有人猜测:是不是换了一个主编进行的炒作行为?当时《小说选刊》的编辑部主任崔艾真说她要做一个“暗访”,而且,这个“暗访”说做就做。崔艾真到了杭州,当时杭州的四百多家报刊亭,她看了几十家之后,才给袁敏打电话,她说:“袁敏我真的挺佩服你,这一期《江南》还真是实打实地脱销了,我去买也没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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