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晚年托尔斯泰：倘使我年轻些，我定要到中国去( 三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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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翻译家任钧（韦泱摄）
去年底，有出版社起意为纪念托翁，在浩如烟海的各类早期译著中，找出尘封已久的《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决定再版印梓。他们从网上查到我曾写过任钧先生的文章，通过友人转转弯弯找到我，听悉来意，顿觉好事，淹没半个多世纪的一本译著，将重见天日，于托翁，于中国译者，都是一件富有意义之事，我乐促其成，立马找到任钧先生的公子、我昔年同事卢琮辉先生，授权、协议等相关版权事宜很快办妥。当拿到新版《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我忽然想起在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中，有罗氏致译者的一封信，信中说：“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争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矣。”
这就是罗曼罗兰对托氏的准确评价，从艺术、行动到思想。
作者：韦泱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