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晚年托尔斯泰：倘使我年轻些，我定要到中国去( 二 ) 日

>>托翁晚年出走的三大原因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的原因，已在日记中披露无遗。而日记的内容，与他晚期作品中表达的主题也是吻合的。比如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哈泽·穆拉特》，显示出作者永不枯竭的创造力。在这之前，高尔基曾就他晚年的另一部作品写信给契诃夫，说：“当他（托尔斯泰）开始讲述《谢尔盖神父》的内容时，那种感人的力量是那样地强烈，以致我听着这个故事时，一方面既为它的陈述方式感到美妙，另一方面又被它的朴质和思想性弄得目眩神迷。我望着这位老人，就像望着一道瀑布，一位天生的创作巨人。这个人伟大得惊人，他那富于生命力的蓬勃精神简直使人感到惊异，惊异到使你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世上不可能有第二个跟他一样的人。”托翁这种极富生命力的蓬勃创作精神，在《哈泽·穆拉特》这部中篇小说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部垂暮之年写成的作品，以它艺术形式的和谐完美、形象的栩栩如生、语言的纯洁清澈，以及对生活的深刻体会而使人感到惊异。托翁曾在谈及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说：“我在这本书里所注意的并不仅仅只是哈泽·穆拉特和他的悲惨命运，我同时还很注意当时的两个主要对手沙米里和尼古拉之间的那种十分有趣的互相呼应，这两个人就好像是在共同代表着一种暴虐专制政体的两个极端——亚洲式的专制和欧洲式的专制。”很显然，托翁是在揭露俄国沙皇政权对农民的严重压迫，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骄傲、自大、狂妄和“那种卑鄙的伪善”。
托翁不仅揭露了俄国的政坛，也看到了世界上一连串的谎言、暴虐和虚伪。因而他以同样强大的力量，激烈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在的虚伪，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些所谓的“假自由的国家里”。托翁曾坚决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在非洲、菲律宾、印度和中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愤怒地说：“世界正在被冷漠无心肝的商人习性所统治。”更谴责“美国政府的征服欲”，以及靠资本巨头吃饭的美国式“民主”的可憎的虚伪。也因而，托翁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联手神圣宗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忧国忧民而又找不到出路，托翁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家庭的情景也是十分可悲，总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托翁许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与自己的家庭龃龉不和的境况里。他的想法得不到家人的赞同，至少家庭中的一半成员是站在妻子索菲亚一边的，所有来他家作客的人都觉察到了这一点。托翁早已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了自己的继承人（当然不是妻子），也放弃了1881年以后所写的全部作品的版权。这些都引起家庭的不满。小他18岁的妻子希望自己和儿女们的生活具有一个伯爵的家庭所应有的一切特权，希望经常招待贵客并举行社交晚会。可托翁为他们所过的那种悠游闲散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愤懑。他晚年一直想与自己的家庭完全决裂。这是他离家出走的又一原因。
当然，托翁自己的内心矛盾和纠结，是他出走的第三因素。他总想着自己应该平民化，甚至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在践行这一想法，每天很早起床，去院子外担水或砍柴。他很早就开始干农民的活，耕地，割草。还帮助一个穷苦的农妇种庄稼。画家列宾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描绘的就是他在耕田时的样子。而实际上，托翁仍生活在豪华的伯爵大宅里，享受着特权阶层的一切生活便利。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这里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毒害了，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不由感到羞惭和痛苦。生活在其中，出现不应有的那种疯狂奢侈的不合理现象，一天天变得更恶劣，更沉重，我无法忘记，也无法不看见。”他因自责而出走，来洗清自己犯下的“罪恶”。
>>关于译者的若干史料
翻译此书的任钧先生（1909-2003）原名卢嘉文，一个非常友善低调的文化老人，我国著名的老资格诗人。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翻译过高尔基《爱的奴隶》《俄国文学思潮》等。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挂帅的“左联”中，担任过组织部长。在抗战期间，是倡议成立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