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朵绽放在乡野之上的文化奇葩——读《言他：桐城往事》之上|文化|王君|绽放|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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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桐城往事》
王顾左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王顾左右，真名王联合（以下简称王君），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在安徽桐城塘桥的一个小村庄。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另有一个妹妹。他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是农民的儿子，但又不能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毕业于我们家乡人引以为自豪的桐城中学，在农村是个备受敬重的大知识分子。他父亲那辈农村人能够读书，且能高中毕业，那一定生长在家道殷实、见识非凡之家。可在唯成分论的年代，即使你天赋异禀、学业卓越，大学梦也可能终成泡影。后来农村民办教师（以下简称民师）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因出身非“根正苗红”而被淘汰的高中生。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和王君的父亲是同龄人，毕业于桐城中学, 当年高考成绩达北大分数线，就是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在政审中被取消录取资格，在农村当了一辈子的民师，王君的父亲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他父亲陆续将自己的四个儿女都送进了大学。这在乡下人眼里绝对是个不小的事件，俗话说“他们家祖坟冒烟了”。这一事件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同村的人只能羡慕嫉妒恨。这样说来，王君其实是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
【 文化|一朵绽放在乡野之上的文化奇葩——读《言他：桐城往事》】家庭环境对人成长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父亲是中学教师，在课外阅读方面，王君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王君是我的首届学生，我们同为六十年代生人。那时候一个纯粹的农民子女几乎没有课外阅读：自家没有藏书可读，也不可能有条件订阅课外读物，甚至课本以外的文字都很少见到。我是在初二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那是一本杂志——《安徽文学》，里面有祝兴义的短篇小说《抱玉岩》。读完故事，我内心震撼，深受感染，惊奇地发现文字组合起来讲述故事、表达情感，原来可以那么美！后来整个初高中阶段我只读过两本小说，一本是《青春之歌》，另一本是《第二次握手》，两本书都是颇费心力、百般周折才得到的。可王君在课外阅读方面就比我幸运得多，我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藏书，但据说，他父亲常常把学校里订的各种报刊杂志借回家给自己的孩子们读，王君是读着《少年文艺》长大的。从这个角度看，做民师的父亲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滋养。其次，他的父亲是一个热爱文学、学养丰厚的人。《言他：桐城往事》中“我的父亲”，是一个为邻居决断重要事务、处理家庭纠纷的权威式人物，也是一个给村民们讲故事、出谜语，带来无限快乐和精神享受的人。他说故事诙谐幽默，睿智风趣，总是让听者欲罢不能、意犹未尽。如果这个人物是以王君的父亲为原型的，那么，我们读者完全可以据此想见现实生活中，王君不仅可能遗传有父亲戏谑乐观、能说会道的基因，而且是在父亲讲的故事中浸润成长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文学的种子早就深埋于他的心田。父亲的形象在王君的心里是一个屹立不倒的标杆，父亲讲的故事在王君的心里就是那颗随时等待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学种子。“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王君是个写故事的能人，同样是喜欢故事，只不过呈现形式不一样而已。至此，我以为王君创作《言他：桐城往事》完全是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故事酝酿成熟，机缘巧合具备，下笔万言，洋洋洒洒，一气呵成。
一般说来，文学创作都是有动机的，那么王君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呢？王君在书序中说，写作这部作品，一是兑现对女儿的承诺，二是寄托怀念父母之情。除此之外，容我悬揣，应该别有深意。对于有些喜欢《红楼梦》诗词的人而言，《红楼梦》是先有诗词后有故事的。中国古代正统文学样式是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更是将诗歌推向了巅峰，而小说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样式。作为一个正统文人，曹雪芹可能更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诗词，但凭借诗词无法获取认可时，他就只能“曲线救国”——说个故事，把诗词嵌进去。于是曹雪芹就在故事中让一群少男少女以诗社为名，把自己的诗词吟唱、推广出去。果不其然，诗以文传，文以诗传，二者相依而生，相辅相成，结果成就了一部旷世杰作——《红楼梦》。这一见解虽然可能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也许更接近曹雪芹的创作动机。我以为，王君是醉心于桐城民间流行的俗文化的，对那些父亲曾说过的故事、对那些村民口口相传的民谚俗语，对那些乡野的民风民俗太过钟情，不忍视其渐行渐远，就借用了一个汤乔故事将自己的积累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呈现。可以说，他是先有俗文化再有故事的，汤乔刘氏三代人的传奇故事不过是他借以展现乡野文化的一个平台。虽然故事忧伤，但那些多姿多彩、耐人寻味的戏谑之语、风俗人情却温暖了几代人的记忆。我猜想，王君更深层的写作动机是不是就是为了捡拾、挽救、传承故乡桐城那些流行于乡野的粗俗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