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下笨功夫，做真学问( 三 )

宣宗大中五年至九年，李商隐在东川柳仲郢幕府生活了五个年头，此间他是否回过长安？在历代研究中，只有曾国藩在《十八家诗钞》中说过一句李商隐“曾回京一次” ，但未提供任何佐证和考证。刘学锴《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一文，则由《留赠畏之》《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等诗中出现的明显矛盾生疑，继而通过对《为同州张评事（潜）谢辟启》《为山南薛从事（杰逊）谢辟启》《赠庾十二朱版》等诗文所涉人物行迹的细致辨析，考明大中七年仲冬，在梓州幕主柳仲郢的安排下，李商隐曾有过一次归京探亲之旅，并指出这段行程的意义，在于释放了李商隐郁结已久的怀土思亲之情，从而导致其后两年的诗歌“没有再出现先前那种强烈而频繁的思乡情绪。”类似考辨，有益于深化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后的“李商隐热” ，最引人注目的是袁行霈主编的教育部推荐教材《中国文学史》。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李商隐往往只占一节的篇幅，在这部文学史中则改为列专章论述，李商隐得以与从屈原到曹雪芹那些公认的古代一流作家并列。对于这个变化，各种意见都有。面对某些质疑，作为“李商隐热”的主要推动者，刘、余两位倒一直显得淡定从容，因为他们的结论，都是从深入研究中得来，有其坚定底气。
比较而言，余恕诚为文力求创新，并认为李商隐之所以成为卓然大家，主要缘于义山“无题”诸作在“表现心灵世界”上的独创新体与重大开拓。而刘学锴因历来对李诗的歧解纷出，则更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和创造，他既在整体上概括义山“感伤情调、朦胧诗境、象征色彩，抒写内心幽隐情绪，歌咏悲剧性爱情体验、人生感慨”的诗歌风貌，又揭示李商隐“在一系列传统题材、各种体裁中都有一流之作和创造性贡献” ，认为这是“全面理解李商隐、恰当评价其地位”的重要一端。《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两文，列举大量富有感伤色彩、饱含人生况味的义山诗歌名篇，证明将李商隐置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流文人行列中，确有其依据。历史总在向前，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也往往处在变化之中，宋人即高倡“子美集开诗世界” ，李商隐则直到清代才有吴乔提出“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 ，但不能因为后出，就忽视某些经典价值有再发现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
刘学锴曾自谦其李商隐研究， “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方法，没有多少新花样，但自感每一步都走得比较踏实” 。踏实是肯定的，但他的研究也表现出新的学术理念，《分歧与融通——集解李义山诗的一点体会》《古典文学研究中李商隐现象》等即为代表。这些文章既是李商隐研究的重大进展，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以后，李商隐研究渐成气候，但问题不少，方法落后是重要原因。刘学锴云：“特别是索隐猜谜、穿凿附会的解诗方法，从吴乔发端，到程梦星、冯浩大加发展，到张采田则登峰造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不走出索隐阴影，李商隐研究就会越来越陷入误区，不能自拔，甚至走火入魔。”他认为这种“索隐现象” ，以及与之相关的“钟摆现象”“纷歧现象” ，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李商隐的象征诗风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评价” ，因此必须着力折中分歧，追求更高层面的融合众说和统摄，他对《锦瑟》一诗的阐释就是如此。《锦瑟》诗旨，长期异说纷纭，刘学锴指出它们“既有其各自的优长与合理性，又各有其自身的缺陷” ，必须互补和融通。他认为：“（诸种）异说虽貌似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一体连枝，异派同源。这个‘体’和‘源’就是具有悲剧身世，在政治生活、爱情生活和婚姻生活上遭遇过种种不幸的感伤诗人李商隐。他的诗，就是上述种种不幸的表现和寄托。”这就在解诗理念上为把《锦瑟》“还原为一个艺术整体”扫清了根本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