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下笨功夫，做真学问( 二 )

（1975年）9月，由我至京听取专家对样稿的意见，并用了20天左右的时间，以《唐人八家诗·李义山集》（毛氏汲古阁刊）为底本，至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过录了清影宋抄《李商隐诗集》、明悟言堂抄本《李商隐诗集》、明蒋孝刊《中唐十二家·李义山诗集》、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戊签·李商隐诗》、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李商隐诗集》、清席氏刊《唐诗百名家全集》之《李商隐诗集》的全部异文，及傅增湘过录在席本上的蒙叟（钱谦益）抄本、季沧苇抄本的异文。又抄录了王鸣盛在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初刊本上的手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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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明毛氏汲古阁刊《李义山集》资料图片
又追记自己如何开始撰写《李商隐诗歌集解》书稿：
1979年3月至4月，我和恕诚用了约一个月时间赴北京查阅抄录我们已抄录材料之外，师大馆藏所无的有关李商隐的资料……并补录了钱谦益东涧老人写校本《李商隐诗集》的异文及蒋斧的跋文……我1979—1981年无课，即专力投入此项浩繁的工作。从科研处领了5000张大方格400字稿纸，便按凡例所定“诗正文”“集校”“集笺集评”“撰著者按”各项逐篇进行，夜以继日，历时约一年半，独立将近600首义山诗歌整理笺释完毕，共4000余页，约160余万字。1980年暑假后，恕诚边写论文《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边逐篇看我写的初稿……恕诚看完我的全部初稿后，我们就分头开始作修改、誊抄、定稿工作。
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的李商隐研究，是20世纪的学术经典，但是仅从以上这些远非全部的自述中，即可想见他们投入多少心血，经历多少不易。
刘学锴2005年退休后定居北京。这十多年来，他先是完成《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温庭筠诗词选》三部书，其后又因“不能忍受闲暇无事的状态” ，撰写了这部《唐诗选注评鉴》。关于后者，刘学锴说自己开始时计划比较大，选了2700余首，基本上把现存唐诗中的精品一网打尽，但后来因精力实在不济，就压缩到600多首。尽管如此，该书的工作量仍很大，光笺评一项，就需要翻阅、选择、抄录大量前人文字。一位专家对该书“李白”部分引用资料做初步统计后发现，竟达155种之多，其中不少文献，连专门从事李白研究的学者都未曾关注，而这都是刘学锴以颤抖之手一笔一画完成的。当刘学锴委托次子把满满十大包手稿送到出版社时，编辑们无不感到震撼。
重估李商隐的文学价值
刘学锴集三十年之力从事李商隐研究，撰写出以《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为代表的系列论著。这些论著，正如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所称道的那样，无一不是“用专业的工匠精神仔细打造的精品” 。刘学锴的研究，不仅使李商隐这位晚唐大诗人的人生与创作得到彻底清理，实现了李商隐在中国古典诗歌史经典地位的重估，其研究方法的创新亦能给人以启迪。
从清代到民国，李商隐研究持续不断，正如刘学锴所言，可以列举“一长串研究者名单” ，但就是这样一位被岑仲勉先生形容为唐代作家中“后世治之最勤”之一的大家，无论是生平行踪，还是作品系年、错简异文、诗意理解等，都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刘学锴的李商隐研究，在文献整理考证方面，得出了大量有突破性的或有创新性的结论。其中，关于义山“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辨正和“梓幕期间归京”行程的考辨，最为典型。
清人冯浩、近人张采田等人认为李商隐在唐文宗开成五年秋末至翌年（武宗会昌元年）春曾有过一段历时数月的“江乡之游”（今湖南洞庭湖一带），岑仲勉对此虽有质疑，但因缺乏有力内证，并未获得学界普遍认同。刘学锴撰《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等三文，根据李商隐诗中的内证，特别是对《哭刘司户蕡》诗“更惊骚客后归魂”一句的正确解释以及对罗衮《请褒赠刘蕡疏》文中冯、张误引的“身死异土，六十余年”一句的还原，又证之以新发现的刘蕡次子刘珵墓志中关于刘蕡“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的记载，以及文宗开成五年秋冬间，李商隐随王茂元赴陈许幕府前夕、途中、初到时代拟的一系列表状启牒和诗作的详实考辨驳正，彻底否定了冯、张之说，从而对三十余首义山诗文重新做了系年和阐释，纠正了冯、张等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