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困长春俩月，守敌弹尽粮绝，粮价涨近千倍，2斤小米换3两黄金( 四 ) 长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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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守敌的口粮供应虽然日益减少，也难以为继。第六十军由过去的每天1斤粮，减到5两、4两，最后连2两粮也难以分到了。绝大多数官兵饥不择食，只得挖野菜喝稀粥过活。至于保安旅、骑兵旅等地方部队，好在他们吃"活食"习惯了，则划定一个地区，由他们去抢到什么就吃什么。一些部队买不到蔬菜，就去抢、去偷，有的单位每班经常派一个人去偷菜。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裤腿里、衬衣里装得鼓鼓的"专职"偷菜士兵。由于饥饿，很多士兵面部浮肿，染上了夜盲症。正如第六十军的逃兵所说的， "个个都聋拉着头，捂着肚子拉稀。"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要求曾泽生向新编第七军新三十八师借粮。曾泽生请求郑洞国批准，郑却推诱让他去找新编第七军军长李鸿。而李鸿则当面拒绝借粮，使曾泽生很难堪。两个军驻地虽仅一道之隔，却有天壤之别，一边还有大米吃，一边则麸子掺豆饼也难以维持。这极不公平的待遇，引起矛盾日趋尖锐。新编第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摩擦时起，双方士兵曾在中正广场发生鸣枪冲突。
早在1948年的6月，长春守敌就已根据东北"剿总"政务委员会的电令，成立了"吉林省粮食筹购委员会" 。由郑洞国亲任主任，曾泽生、李鸿、尚传道和吉林省财政厅长侯景文等任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办事机构。所谓"粮食筹购" ，就是在长春彻底断绝外界粮源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在市内搜刮军粮。采用的手段，是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印发的大额本票，将市内人民手里仅有的一点活命粮食，骗掠殆尽，用来养活长春守军。初期，还可以由军粮筹购委员会"筹购"来粮食拨给军队。到了7月份以后， "筹购"粮食已很困难，便把大额本票发给军队自行"筹购" 。这个委员会，也就变成了转发中央银行"本票"的机构，让军队自己去操刀杀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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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民争食的严重局面下，军队赤膊上阵，强制向民间"征购粮食" 。这种所谓"征购" ，不啻为抢。因为市民中的"余粮"早已搜刮罄尽，仅有的，也不过是一两日之炊，如此情况，卖粮岂不等于卖命只有准备逃生出走的人家，被迫不得不把粮食卖掉，而索值则要比官价高若干倍。市内粮价一日三跌：6月上旬每斤5. 6万元， 6月中旬每斤22万元， 6月下旬每斤80万元， 7月上旬每斤350万元， 7月中旬每斤720万元， 7月底， 3650万元。如每斤高粮米按3000粒计算，每粒要1 200元。黄豆1 130万元。蔬菜每斤17 000元。飞机投下来的10 000元票额的钞票已无用处。5 000万元票额的中央银行钞票，以及长春分行发行的票额1亿元的"本票"充斥市面。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谚语说："本票、本票，几千万买不到一个烧饼、半根油条，擦屁股不顶用，买手纸也买不到！"老百姓如此，国民党军的官兵们也有牢骚。士兵们的顺口溜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军官们的顺口溜是："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打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这是当时被困的长春市内国民党官兵的心理写照和民怨沸腾的反映。
国民党军手中拿了大量的"本票"也买不到颗粒粮食，就只好到居民家里去搜抢了。原是动员自愿出售，此时变为迫售抢购，原规定按住户人口可以留1-2个月的口粮，而今变成"竭宅取粮"、搜粮抢粮。造成市民无以为生，抛家弃业，妻离子散而逃亡的悲惨景象。有些不愿走的，或老病残废无法逃走的，只好吃酒糟和蔬菜草根。也有为获得一点糊口食物卖儿卖女的。真是惨象横生，惨不忍睹。满城阴森，如同鬼域。饥饿的敌军士兵发现谁家的烟囱冒烟，就去抢粮。搞得居民即便有点可以入口的食物，也不敢举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