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张明杰：苏轼《宸奎阁碑》宋拓孤本在日本的流传( 三 )

由于现藏者宫内厅书陵部及其前身宫内省图书寮为皇家图书馆，故该拓本鲜少拿出展览，致使一般读者难得一见。不过，该拓本入藏皇家机构百余年来，曾许可出版过两次碑帖，一次是1911年4月由书道振兴会刊印的《苏东坡宸奎阁碑》，只是印数有限，现已很难看到。另一次是1972年1月由二玄社复制的《宋苏东坡宸奎阁碑》，列入该社“书迹名品丛刊” ，现已多次再版，是较为通行的版本。
近代以前，日本似乎也不清楚中国大陆是否还藏有《宸奎阁碑》初拓，进入明治时代以后，随日本学者来大陆考察，才逐渐了解到阿育王寺现存石碑为明代重刻，另外从中国文献中见不到初拓本的相关著录判断，《宸奎阁碑》初拓于中国本土业已不存在。
近代日本学者中，较早前往阿育王寺考察的是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1867-1954）。其于1907年9月至12月，巡游江南各地，在宁波府考察了天宁寺、延庆寺、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等，并在其《江南行游略记》中，记述了阿育王寺的概况，最后明确记载“寺内有苏东坡撰书的《宸奎阁碑铭》”（见《伊东忠太建筑文献5·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
十年后，又有建筑与考古学者关野贞(1867-1935)来华考察，其于1918年9月20日至阿育王寺，并在寺僧陪同下参观，于大雄殿目睹众僧读经。遗憾的是，当时舍利殿、天王殿等正处于维修过程中，致使其未能尽情饱览。
其后则是佛教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于1920年代前来造访，并对寺内建筑与遗物等做了详细考察和拍摄记录，还拓下《宸奎阁碑》，后将该拓片收录于其与关野贞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第四卷（法藏馆1939年）。当时《宸奎阁碑》与《妙喜泉铭》《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一起，保存于舍利殿前的塀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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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盘大定拓制阿育王寺明代重刻《宸奎阁碑》
常盘大定在解说中记述：“《宸奎阁碑》有跋文，这是后来蔡贵易于万历乙酉（万历十三年， 1585）添写的。根据跋文交代，宸奎阁不知毁于何年。寺西折数十步，有妙喜泉，相传泉中有沉碑。因此，蔡贵易至四明之时，命僧索之水中，乃得唐范之书《常住田碑》一方，其背面有宋代张无垢撰写的《妙喜泉铭》。由此，数百年旧迹，一时得以轩露。其后，对于范东明司马与苏长公的阁记，跋文中还记载：司马家所藏有长公之旧刻，蔡氏为之欣然，遂双钩入石，补阿育王寺之阙典。根据跋文内容，我们得以知晓，嵌在舍利殿前塀壁中保存下来的《宸奎阁碑》是明代重建的。”（《中国文化史迹》第四卷解说）事实证明，常盘大定根据蔡贵易重刻碑题识（跋文）所作的解说是十分中肯的。
从常盘大定拓制、并收录于《中国文化史迹》里的明代重刻碑拓本来看，阿育王寺现存《宸奎阁碑》似从剪装本复制而成，不仅与原石行款有异（明代重刻碑仅17行），而且字体亦有失原石端正丰满之势。因此，从研究角度来讲，原石拓本更为珍贵。
在地震火灾频发的日本，一件纸本墨拓历经七、八百年，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而且，作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这件初拓本更值得珍惜。同时，也希望我国有关方面能借助日本所藏，重刻一方《宸奎阁碑》，立于阿育王寺，以复其旧观。
附《宸奎阁碑》铭文
皇祐中，有诏庐山僧怀琏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固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屦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傅，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不许。治平中，再乞，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赐诏许自便。琏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且命岁度僧一人。琏归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