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兵家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法家化兵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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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洞见
□ 郝铁川
我提出中国古代法律汉唐间没有改变法家老底、从而没有儒家化的观点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最近读了老朋友张少瑜教授几篇研究古代兵家的大作，觉得他的观点可以作为我国古代法家化观点的佐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具体途径，一是“礼源于祭祀”；二是“刑起于兵” 。前者是指“礼”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最初起源于原始祭祀活动中形成的礼仪规则，后者是指刑法最初起源于战争的军法。在我看来， “礼”主要是调整氏族部落内的规则，刑主要是调整没有血缘关系的族外人员关系的规则。儒家思想主要是源于血缘关系的礼制的阐释，法家思想主要是源于兵戎的刑法论述。所以，法家与兵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致在许多时候，人们分不清谁是兵家，谁是法家。如《尉缭子》一半论治兵近于兵书，一半论治国则近于法家。因为兵家和法家大都是一身两种角色，在内理政，在外治兵，如吴起和商鞅。这使得两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非常接近。
第一， “两家”有共同的法治观。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兵家主张以法治军。两者都主张法令要“布之于百姓”“法莫如一而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贯彻法令的手段是“信赏必罚”和“厚赏重罚” 。可以说，在依法治军和治国问题上，兵法两家完全相同。
第二，在树立君主、将领权威上，两家观点基本一致。法家所言法治的中心是巩固君权，立法、执法、司法权力均掌握于君主，君主具有绝对权威。商鞅提出“君尊而令行” ，而要尊君，就要使其集权，此即“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断于君则威” 。慎到认为法治必须“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君主“权重位尊”才能“令行禁止” 。兵家的法治论则更是强调将领的中心地位，其法治完全服务于将领对士兵的指挥，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三，兵家和法家两家都重视“势”（权势）。兵家“势”的本意指的是力与力的关系。在孙膑看来，势是一种由高速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使静止的物体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法家将兵家之“势”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慎到将君主的权势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云雾才能高飞，一旦云消雾散，飞龙也就成了地上的蚯蚓。
第四，兵家和法家两家对“术”（权术）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兵家在力与力的控制中讲求技巧，将帅驾驭士兵需要一定的权术。兵家最早讲“虚实”“诈”“诡道”“示形”“不动如山侵掠如火”等。法家研究的是驭人之术，即权术，他们要解决的是由于君主专制而突出的君臣矛盾。申不害讲的权术为“操契而赏其名”“藏于胸中示天下无为” ，韩非讲的权术是“藏于胸中，以偶众端，潜御群臣” ，这些权术里就包含了兵家那些用兵之术，即：真真假假地迷惑人，从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在这方面，二者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诸子百家|兵家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法家化】少瑜兄在《先秦兵家法律思想概要》（《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中精辟地指出，与法家密不可分的兵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产生了如下重要影响。
第一，促成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和战争与军队组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兵家看来，国家组织实际就是军队组织的扩大，君主的权威则来自于军队中的将威。古代打天下的君主往往就是军队中主力部队的将领，如唐代的李世民，明朝的朱元璋，清朝的努尔哈赤等。
第二，法的工具性。法是君主或将领治国带兵的工具，在军队中，法只是将军治军的一个工具，它只约束士兵和下属，绝不约束将军和上级，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军法中有任何一个条文是管总司令的。反而各朝代军令都有一条“违总帅一时之令斩” ，只要违反了总司令的指令就可以杀头。这与古代法典没有一条是治君之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