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学术论坛日前在京举办。赵白生、刘佳林、张立群、梁庆标、张元珂、帅雯霖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持。本次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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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认为,中国是传记古国,也是传记大国,传记在中国古代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则是在借鉴西方传记传统基础上,经由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它与西方传记传统关联甚深,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并非完全“西方化”。然而,由于中西方传记在历史渊源、文化观念、具体实践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从而生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传记景观。
【 西方|“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学术论坛在京举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提到,把传记定位为书写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就会把传记的价值和意义窄化和片面化,传记所书写的个人生命史,并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平记述,而应该成为呈现这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个人的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影响以及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载体。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赵白生对以司马迁、胡适、季羡林等为代表的中国传记家在真诚写作方面所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并建议传记应超越差异、重构传学理论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佳林,以“作家传记”为例,详细分析了中西传记写作在实践策略和文本景观上的同与异。
山东大学教授张立群首先谈了自己进入传记研究领域的缘起和收获,系统分析了“传记”或“传记文学”这种文类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变过程,阐释了传记的概念内涵、本质属性。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梁庆标作了题为“叩西问东:传记民族性与‘奥德赛’式生命书写”的专题发言,表达了“自传、回忆录、档案、日记、书信等私人文献价值远高于他传”,“当代是传记写作的好时代”等观点。
中国艺术研究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认为,史学思维对当代传记创作的影响至深至巨,但“传记”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异常尴尬,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故,亟待研究解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黄皓明以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例,探讨关于传记作品的真实与虚构、表现手法、作品改编、人文交流等艺术命题。
据悉,这是今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场论坛。该论坛以开放性、学术性和广泛的交流性为特点,及时跟踪学术前沿问题,服务于当前传记创作与研究。
(光明日报全媒体采访人员刘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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