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盗墓|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建社仓的故事朱熹|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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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朱子社仓遗址黄亨营摄
一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是朱熹题为《观书有感》两首中的第二首。品味其意，行船有行船之理，读书有读书之理，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者，规律也，顺之则成，逆之则败。这不仅是大儒朱熹的观察心得、读书心得、格物心得，也是他的躬行践履之心得。
乾道五年至七年（1169年—1171年），在福建崇安县为母亲守制的朱熹，数次上书给建宁府两任知府，其心拳拳，只为一件事，请求在五夫里建社仓。
此前乾道四年（1168年），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闹灾荒，饥民骚动，盗贼蜂聚，当时正在五夫里屏山祠奉亲的朱熹受邀与乡耆刘如愚一起，劝乡里豪民降价赈卖藏粟，请求发放常平仓存粮六百石， “民得遂无饥乱以死” 。劝赈、放粮只是权宜之举，朱熹思来想去，为长远计，须建社仓。
社者乡社，仓者粮仓，社仓即设于乡社用于救济的粮仓。自古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过，面对大小不断的战乱、猝不及防的瘟疫以及难以避免的灾荒，让百姓吃上饭吃饱饭，并非易事，建仓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先是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将过去的平籴法、平准法制度化，规定新谷登场时国家平价收购储存一部分，饥荒时平价卖出，以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可这一制度实施了十余年便被废罢，因为政府对越来越大的市场越来越难控制，仓中粮食常被挪借军费、工程费使用，兼之一些地方官员管理不善甚至以此营私， “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常平仓，仓不常满，价不均平，不过其在特定时期又确有平抑粮价的功能，因而常平仓一路坎坷，屡屡陷入建立、废罢、再建、再废的怪圈。
之后是隋文帝时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创立的义仓。常平仓通过买粮卖粮让利百姓，义仓则旨在通过征粮放粮进行。秋天丰收时，根据贫富不同，官府要求各户交纳不过一石的粟麦，存在闾巷，灾年或歉收时再以之赈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能减少国家负担，又能保障百姓生活，一时普受欢迎， “天下义仓，又皆充满” 。不过，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朝廷不许义仓放赈，后来干脆收回管理权，改官办民管为官办官管，限定缴粮数量。义仓反而成为正常税收之外的新税种。有此先例，此后义仓也和常平仓一样起起伏伏，名实不副。
二
社仓并非朱熹首创，仅在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其同门魏元履就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建过社仓。《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介绍，魏元履请借常平仓米贷给贫苦百姓，秋收还纳于仓，其附近乡邻“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 。不过，魏元履认为收息即聚敛，容易走上王安石青苗法（青苗法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中的一条措施，是一种短期借贷制度，农民在正月、五月时可向政府贷款，待五月、十月粮食收获后，随夏秋两税归还本金与利息，其本意既有增加岁入，也让农民免于民间的高利贷盘剥）的套路，是以贷米决不取息。这样的理想主义倒正是朱熹所担忧的。朱熹认为，不收息则放贷动力不足，贷出的粮食反会大减，余粮缺少周转，时间一长更容易发霉变质， “惠既狭而将不久也。”这与孔子批评子贡“赎人让其金”如出一辙，行善施惠亦当顺其理，高标准可以作示范引导，却不宜强作要求。果然，魏元履死后，后任者不能如其勤劳恭恪，敛散之际明夺暗欺等问题屡屡发生，结果粟腐于仓，民饥于室， “贷者病焉，而良民凛凛于凶岁，犹前日也。”

考古盗墓|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熹建社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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