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本教当时尚有杀生祭祀的传统,两教实在尿不到一个壶里作罢。
4、赤松德赞不但请来了天竺佛教的寂护和莲师,也曾派人去沙州(今甘肃敦煌)迎请著名高僧昙旷。
可惜昙旷年老体衰无法成行,摩诃衍(大乘和尚)代其入藏传法,并取得巨大的影响力,赤松德赞的妃子没庐氏带贵族妇女30余人受戒为尼。
昙旷虽未能成行,但赤松德赞却并未忘记他,心中每有疑惑,便让驿卒骑快马奔去沙州请教。这条联系着拉萨与沙州之间的问答之路,最终成就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问》。
由此可见,虽然在决定佛教修行路线的渐顿之争中,赤松德赞选择了天竺佛教的渐悟派,但他对禅宗的顿悟思想并不抵触。
结合上述几个例子,您是否还非常笃定之前的判断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赤松德赞就是笃信天竺佛教,毕竟选择哪个信仰体系是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吐蕃贵族们的复杂心态。
首先必须要说,最高领袖支持佛教已非常明确,这点瞎子都能看得出来。就拿“死硬分子”达扎路恭来说,他从边疆再次奉诏回朝后,发现家族已出现了皈依佛教的成员,还是最早的“七试人”之一(恩兰·解哇乔央)。
但千百年来形成的信仰,拥有很大的惯性,即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心情复杂是免不了的。
这种含着着无奈和揣测的心情,有三个例子可以证明。
1、时任大相桂·赤桑雅拉在反击崇本大臣中居功至伟,正是他与赤松德赞密谋,将发动灭佛的领袖玛样仲巴杰活埋于陵墓中。
但面对贵族青年争学梵文,纷纷出家时,他颇有些无奈的说道:“我们老年人活不了多久,再无闲暇来学天竺语,请讲些老年人能听懂的法。”
2、我曾在《杀人不用偿命,只要赔钱?吐蕃法律里的“赔命价”! 》一文里讲到,对于失手杀人并非一定要抵命,有时只要赔钱即可。
但赔钱也要有个规矩,不可能漫天要价。
吐蕃法律中赔命钱制度就是在此时,由桂·赤桑雅拉出面与赤松德赞协商确定的。
杀人赔钱可能是种古已有之的传统,秦惠王时的《秦律》中,就有西南民族“杀人者得以钱赎刑”的记载。
但吐蕃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各阶层命价,并形成法律条文,却是在赤松德赞弘扬佛教的背景下出现。
这是否意味着,佛教集团的不断崛起,令曾居于鄙视链顶端的贵族阶层心中揣测,被迫用一种有点尴尬的方式来保证既有利益。
3、获得赞普支持,斗败了本教的佛教势力,很快就飘了。
拔·塞囊(益希旺波)继任桑耶寺堪布后,便开始谋求位列大相之上。
《贤者喜宴》记载道:“继之,赐予益希旺波以大金字告身,故其地位则在大尚论之上。随后,复献佛法之会议室,而此会议室(之规格)高于小会议室,为此,则令佛法宗师益希旺波将大尚论之会议室建成小室。”
说直白点就是——拔·塞囊进了吐蕃内阁,并做了内阁首辅。
但这步棋走得太着急了,招致所有势力的抵触,娘·定埃增站出来对他实施了打击,拔·塞囊被迫离开桑耶寺,去洛扎峡谷修隐。
此时娘·定埃增的身份,不过是赤松德赞的贴身侍臣,赞普侍臣便能将国寺堪布驱逐,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估计佛教势力的快速提升,让所有吐蕃贵族警觉,联手封杀了拔·塞囊。
在封杀行动里,说不定还有禅宗势力的协助,尚未出家的娘·定埃增曾跟一位汉僧学佛七年,之后才师从天竺佛教的无垢友。
而拔·塞囊被驱逐后不久,佛教内部的渐顿之争便愈演愈烈,逼得赤松德赞必须做二选一的表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为吐蕃最高领袖的赤松德赞,还会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推动佛教发展吗?
我看未必!
管理国家不能靠赞普一个人硬抡,拉住大多数贵族相向而行,才是不二法门。
赤松德赞在弘佛的同时,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灵活性,或许他想在佛本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至少应该说他做出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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