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收藏|李守义:民国时期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概述


文物收藏|李守义:民国时期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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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 。筹建工作酝酿于清朝末年维新运动期间 , 始建于清帝退位、民国初建的年代 。民国初年 , 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 , 四方是瞻 , 文物典司 , 不容阙废”[1] , “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 , 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2] 。1912年7月 , 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 , 其宗旨为“搜集历代文物 , 增进社会教育”[3] 。当时的馆址仅有前国子监衙署一座 , 计210间 , 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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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来源
民国时期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有如下几类:
(一)国学旧存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初 , 馆藏文物主要是国学旧存的礼器、书版、石刻等约57127件[7]及存放于国子监的明清档案[8] 。
重要的文物主要有:
1. 周代彝器:有“召仲簠、康侯鼎[9]、内言卣、素洗、雷纹觚、牺首、子爵、盟簠、牺尊、雷纹壶”[10]等10件 。这些贵重文物原为清宫旧藏 ,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颁领国子监 , 陈设于大成殿 , 1920年移运至历史博物馆 。
2. 国学旧存石刻:国学旧存各项石刻中移归历史博物馆保管的有“《老彭观井图》(宋陈靖铭明刻)、《兰亭序》(赵孟頫临定武本)、《乐毅论》(赵孟頫临本刻在兰亭古背)、《争坐位帖》(赵孟頫临本)、《古文孝经》(明蔡毅中集注)、《丁香花诗并序》(康熙五十七年谢履忠集《圣教序》兴福寺二碑字刻石)、清仁宗御制《喜雨山房记》(铁保书)、《乐毅论》(金特赫临) , 石鼓文(光绪十二年长白盛氏据阮氏旧藏宋本重刻石)等十种 , 共计刻石二十一方”[11] 。
3. 前代御用品:清乾隆时代临雍讲学所用各物 , 全部拨归历史博物馆 。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 , 国子监图等 , 共计一百七十一件”[12] 。
4. 国子监大成殿七楹、九楹木质匾联等 。
5. 书版:这批文物中 , 书版数量占绝大多数 。
(二)考古发掘所得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后 , 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1920年河北钜鹿发现宋代故城 , 历史博物馆遂于次年2月派裘善元前往发掘 , 出土宋代“桌椅[13]、梁门以及各种瓷器 , 如瓿、甀、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 , 连同发掘图片 , 共计二百十四件”[14] 。1924年春 , 裘善元偕顾问毕士博、文礼、董光忠赴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等省调查古迹古物 , 在河南信阳游河镇发掘到大批古物 。在王坟洼及擂鼓台地方发掘出汉代墓葬3座 , 出土“瓷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 , 又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 , 连同发掘图片 , 共计二百二十三件”[15] 。1926年 , 裘善元、董光忠在湖北枝江发掘古冢所得有“墓砖、柩钉、铜鉴等三十五件”[16] 。对于历史博物馆主持发掘的钜鹿、信阳墓葬 , 发掘者分别编写了《钜鹿宋代故城发掘纪略》和《信阳发掘古物纪略》考古简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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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集收购
文物征集是博物馆扩充藏品的主要途径之一 , 也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职能 。自历史博物馆建立伊始 , 即开始向社会征集、收购文物 , 经过30余年的努力 , 收获颇丰 , 其中不乏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