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贾樟柯：出走是县城青年的唯一选择( 三 ) 山西|北京

如果你去乡村行走，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的世界，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乡村里，几乎最重要的娱乐就是打麻将，就是赌博。你可以想象，如果乡村里面没有麻将的话，可能最后一个年轻人都会走掉。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离开北方来到南方，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去到长安、石龙，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们那些老乡，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在一些大型工厂里，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比如东北人会扎堆，湖南人会扎堆，湖北人会扎堆，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来到了城市，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
“我是叛徒”
人口移动，进入到城市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我举一个例子，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说房屋的限购，汽车的限购，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
可能有的人会说，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其中有质的区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
束缚、限制是人生常态。一出生，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还有社会层面的出生——进入社会后，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人际关系，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
怎么建立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和自我启蒙的问题，它们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