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太空治理，中国不能丧失话语权( 三 ) ◎作者|科技日报记者陆成宽◎编辑|陈磊

发展空间碎片减缓与清除等太空治理现代化的支撑技术，对于航天器飞行安全至关重要。
“空间碎片减缓与清除技术是在太空活动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处置技术，除此以外，在太空活动治理中还要用到许多监测技术。 ”于登云说。
“虽然我国在空间态势感知、碎片减缓等支撑太空活动的治理技术手段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我国的核心探测技术和感知能力仍然无法满足太空活动治理的需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强调。
比如，在空间目标监测方面，我国主要依靠地面系统，存在“看不全、看得慢”问题。
再比如，空间碎片减缓与清除方面，我国空间碎片主动移除技术基础薄弱，距离形成可以常态化运行的系统要求差距明显，低成本业务化服务能力尚不具备；行星防御技术方面，有关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很浅的概念研究和纸面上的方案设计阶段，尚不能为可能会发生的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防御决策咨询。
除了支撑技术，在航天事业发展中，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
在专家看来，我国的航天国际合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要的就是缺少系统完善的顶层设计。 “具体来说，我国缺少国际合作长期性、总体性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引导。 ”吴伟仁解释说。
将太空活动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太空活动治理是全球公共区域治理的战略制高点，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对太空治理极为关注。
为推动我国太空活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建议。
与会专家一致建议：将太空活动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持续开展太空活动治理重大问题研究，加快航天立法进程，加大国际合作的政策支持与投入力度，加强对商业航天活动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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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建立太空活动治理理论常态化研究机制，发挥政府、工业界、学术界的协同作用，打造多个有影响力的太空活动治理研究智库。
“我国应长期开展太空活动热点、难点及前沿问题研究，构建新时期太空活动治理理论体系。积极塑造中国太空活动国内、国际表达方式，开展丰富多样的、全方位的宣传推介活动，提高中国航天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王赤表示。
针对航天立法，加强部门间协调，梳理《航天法》立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改革发展推动航天法治化进程，按照“分步推进，急用先行”的原则，加快推动顶层《航天法》的立法进程。
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于登云表示，要争取国际和地区空间组织在我国落地，大力支持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空间组织任职和参加活动，并针对国际合作特点完善外事政策制度，进一步放宽科技人员出国时间、一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的限制。
作为太空活动的“新秀” ，应该把商业航天作为太空活动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予以推进，改善商业航天发展环境，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简化各类许可流程，形成公平、有序的产业竞争格局。
“加强商业航天活动监管，特别是在遵守国家安全法、国际空间条例、进出口管制、发射场及试验场安全管控等方面严加监管，确保合法合规。发挥商业航天机制灵活、创新性强等优势，鼓励其积极开拓空间目标监测、碎片移除等国际商业市场，在国际太空活动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吴伟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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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事业“成绩单”
科技日报采访人员陆成宽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一个“飞天”梦。
几十年筚路蓝缕，一颗颗卫星升空，来看看我国航天事业的“成绩单”：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继美国、苏联、法国和日本之后，我国成为第五个能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