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石头|日本激进主义中的英雄和“爱国”流氓摘要：本来可以用来对现存秩序施加压力

摘要：本来可以用来对现存秩序施加压力的思想，最终沦为那些想要比日本主义者还要追求日本主义之人手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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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荷]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
任颂华译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11月版
日本主义和真正宗教间的差别在于，真正的宗教超越了社会政治的关切，而日本主义从它的定义来看却不能这么做，因为它来自这些政治关切，并且完全由这些关切控制。无休止地确认现存的、支配日常生活的安排是不能改变的，是具有终极含义，这不能让所有日本人永远都满意。日本主义不能完全满足人类对终极解释的追求。
这种追求也是日本人伪装的一部分，就像其他人一样。上述过往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也时不时地地表明这点。
聪明的学生以飞快的速度接受和抛弃信仰体系，有时就会经历个人的巨变。知识根基的缺乏，使他们特别容易受新接触到的思想影响。因为他们从未受到过用普适原则进行思考的鼓励，于是，在突然发现似乎能解释一切的信条之后，他们往往会非常强烈地参与其中。
【一枚石头|日本激进主义中的英雄和“爱国”流氓】这样的参与如果是集体性的，那么它还会具有众多纪律和规则的特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日本学生运动，在两个方面和欧美的学生运动不同。日本的激进分子盲目地喊着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变体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们充满热情地将自己交到领袖手上，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防暴警察和学生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经常会让人感觉有一位编舞者在指导。激进分子带着相同的头盔，佩戴着相同的徽章，他们在头盔带里夹上相同的小毛巾作为面罩（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催泪瓦斯的影响），手持相同的木棍，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和身着深蓝制服、手持金属盾牌的防暴警察一样的纪律严明。但他们在结成队形跑动之时，能让意大利著名的喇叭队步兵营（Bersaglieri）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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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西方学生“革命家”以及与之关联的亚文化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 “自发性”是西方激进年轻人文化中的必要因素。它的理想是消灭一切约束真我的权威，官方，甚至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还要消灭一切能缓解从而减少“革命”的理论。那个时期的日本学生运动（和更近期的激进分支不同）将抗议变成仪式，以至于防暴警察应付起来很轻松。但就算如此，众多成员热烈地为系统害怕的观点奉献的投入，并且随时准备展现出献身的姿态。仪式化的抗议并不能否定他们献身精神。
在日本更为压抑的年代，以某种更崇高的事业为名的激情行为，那些让官方不喜或谴责的行为，也并非默默无闻的。事实上，它形成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传统，从中创造了众多（甚至绝大部分）的日本英雄。要理解该传统受到的知识启发，我们必须再次审视现实中的蛛丝马迹。而这个现实胜过了武士统治本应呈现出来的、人性和自然联合的现实。即使德川时期官方认可的教学体系中的各种运动，已经被完全驯服并持续地支持统治者，但这也不能完全阻止他们放眼幕府宫殿之外。
比方说，本土的国学学者在强调日本具有天皇乃神之后代的光荣传统时，就会有这样的看法。每个德川时期的学生所熟记的东西大部分来自中国新儒家的著作，他们中那些更具探索精神的眼睛，一定会偶然地窥视到超越幕府官员意识形态的普世道德。在日本对中国阳明学派的解释中，不止包含了这样的闪光点。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中江藤树（1608—1648年）认为“理”是存在的，而且存在于全宇宙当中，他称之为“明德” 。一旦某人找到自己的明德，他就会自动成为有德之人。在追求这个想法的过程中，中江构想了一个接近于个人的上帝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真理，无限而且是万物终结的绝对真理。他的思想走得这么远，已经不再稳定也不再一致了。但他至少明确地肯定了一个事实，可以借助直觉来理解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