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我是监护人》导演敬然专访：电影全程纽约拍摄，28天拍完( 二 ) 戏剧

但这部分经验只会在创作层面上给你一些帮助，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在现场协调各个部门其实很难，这部分经验来自哪？
敬然：第一次拍摄长篇电影，这对我来说确实很困难，我没有熟悉的主创，等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一群陌生人合作，经历了大量的磨合，并建立信任感，这点很重要，工作人员是这样，演员也是这样。
比如尚语贤，她是第一次演大女主电影，她需要释放自己的私人情绪，这时她能不能依赖我，我能不能给她信任感，让她去敞开自己，然后把最好的、最深处的东西都拿出来，这也是导演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能感觉到尚语贤对你是完全信任的，所以这部电影她的以往银幕形象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甚至素颜上阵。
敬然：这也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拍摄越往后越顺，前两周确实大家都有点收着，包括沟通中是应该鼓励还是直接指出问题？大家都在不断磨合，我们一共就拍了28天，前期磨合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除了导演，您也是制片人之一，并且也参与了电影投资，前期筹备和制片过程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敬然：其实主要的制片工作是文宇翔和孙亚雄二位完成的，当然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电影的融资是在国内完成的，融资主要来自于电影节的创投，有了主资方之后慢慢拉到了小资方。
之所以在国内融资，是因为我想作为国产片来完成，石路所遭受的创伤是中国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剧情和人物关系在美国家庭不太可能成立。
但有一个情况，电影全程要在纽约拍摄，最理想的是找一个纽约的独立制片人来协助我们，协助我们找演员、找场地等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少波折，包括资方有了变化、演员变更等等，其实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挺危险的。找合适的拍摄场地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建筑公司的场景，一方面是租金比较高，另外纽约的建筑公司往往处在市中心有一定历史的老楼，层高较低，很难架机器拍摄，最后我们找了一个空的建筑结构，里面的景都是后期搭的。
每一部电影都会有想要表达的主题，但《我是监护人》既有两代人的和解，同时也有石路本身的成长，您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敬然：主题肯定是落在石路的自我成长上，她需要找到一个自恰的方式。如果从剧本结构来说，石路的个人成长、她和弟弟的关系是主线，但同时电影也有三条支线，一条是石路和罗德的关系，也就是她的个人感情；另一条是她和爸爸的关系；还有一条是她工作的这条支线。这四条线其实都促进了石路的个人成长，她和自己的背景和解了。
石路去罗德家里吃饭那场戏让人印象很深，这场戏是想表达东西方不同价值观和文化冲突，还是有其他作用？
敬然：对，确实是有价值观存在，但我想要表达的倒不是东西方冲突，而是当下感。石路在罗德家之所以有那场吵架，是价值观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你选择的时候什么是值得牺牲的？石路自律且上进，但罗德家人的价值观是为了工作牺牲是不值得的，应该享受当下，这对石路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吧。我觉得石路和罗德两个人应该平衡一下，互相吸收对方的观念，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被放大了。
一直有一个说法，拍孩子和动物是最难的，和林静哲前期也没有很充足的沟通时间，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困难？
敬然：林静哲非常优秀，而且他的家人也非常优秀。林静哲的妈妈英语非常好，静哲也很聪明，其实静哲不会说英语，他英语台词像背电话号码一样，每天现场背，妈妈在一旁辅导，这其实挺困难的，但静哲不怕苦也不怕累。纽约对儿童的拍摄时间是有明确限制的，六到八岁的年龄段每天不能超过4个小时，但是静哲包括背台词在内的很多工作都是在4小时之外做的。
当然，拍摄过程中也有很难控制的部分，比如墓地那场戏需要弟弟有很伤心的情绪输出，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前一天很累，早晨我们就带他去乐高店，他玩得很开心，导致墓地那场戏怎么都伤心不起来，最后就变成了愤怒。
美国有很多工会，他们会对拍摄提出各种限制，包括工作时长、群演不能有台词等等，这些问题如何协调和解决？
敬然：这些规矩其实都很明确，就摆在那，不可能有任何的灵活度，只能照着做。比如明确拍6个小时必须吃饭，然后从最后一个人拿到饭开始计算时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再开机拍6个小时，这个其实很好操作，就是时间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