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员|抗美援朝70周年③|《两次“死亡通知”》( 二 ) 没有|抗美援朝|罗绿云|知道

病人们都很痛苦，大家方言不通，交流起来也比较难，但还是尽量去帮助他们缓解病痛。很多伤员情况好转后，会和我说“谢谢你，保护我” 。很多时候不敢想，平时照顾的病号，之后会怎样，能不能好好活着，我们也不知道。
电影《上甘岭》里，有关于苹果的故事，当时，上甘岭被敌人轰炸封锁，战士们的给养跟不上，缺水，当时只送上去一个苹果，每个士兵就舔一舔。
那时我们都很难吃到水果，朝鲜只有苹果，还要一元钱一个。那苹果相当贵了，一元钱比现在的100元还值钱。有一天，我看到朝鲜老乡在卖苹果，我肠胃不好，也没有时间吃，便买来送给伤员。
对我来说，能解决病号痛苦，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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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伤员用心，为伤员买苹果，罗绿云获得了三等功。
因为照顾伤员尽责，又主动买水果给伤员，我获得了一次三等功。我们要给伤员洗衣服，喂饭，清洗伤口，处理大小便，这些都不算什么难事，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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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前，我是做足了思想准备的，但战场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
我们医疗队一行10个人，五男五女，住在同一个狭小的防空洞里，拉一块布帘，每人一块薄床板铺在地上，人挨人睡。
朝鲜到了冬天天气寒冷，一直在下雪，气温逼近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雪势大时，积雪差不多到腰这里。我们南方人受不了，挨冻，生冻疮。几个月里，我们也没有条件洗澡，头上长了虱子。我们更是第一次知道，上完厕所的排泄物能立刻结冰。
当地没有水，口渴了，我们就锉冰，在地洞烧柴煮水。没有新鲜蔬菜，我们吃高粱、玉米面窝窝头，相较前线士兵只能吃炒生面粉，我们还能吃到萝卜罐头已经幸福很多了，但还是吃不惯。到过年过节时，我们才可以吃到饺子和包子。但我肠胃不好，老是拉肚子，平时吃不了多少东西。
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涨，身体上苦，但心里从没觉得苦。
最大的危险还是遭遇敌机，敌机无差别的轰炸和扫射下，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
后来我们转运伤员什么的，尽量都是晚上出去。去外面走路时，我们尽量靠着防空洞墙边走，如果在野外，我们就躲到山沟里的灌木丛里，树杈、树叶都可以用来遮盖身体。天气冷，草地上白茫茫一片，我们也不容易被发现。
我们所在的放空洞常常遭到轰炸，有几次空袭过后，防空洞洞口遭到轰炸，我们和指挥部的通信就断了，当时大家都很焦急，我也经历过炸弹在身边爆炸。
后来我听家里人说起，我在朝鲜那几个月里，家中曾两次收到我的死亡通知。
直到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我猜可能和防空洞被炸有关，因为有些防空洞失联后，人就全部牺牲了。还有一段时间，我身体染病，领导说要等我好了才让我回国。
那时，我的立功证被寄回了家乡大队，全村人都轰动了，都为我高兴。
其实我写过几封家书，也盼着父母回信，我不知道他们收到了没有，但我知道父母一直担心我，盼我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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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绿云的立功证书。
从1948年外出读中专，到1954年回家探亲，我有六年没回过家。见到父母兄妹时，我们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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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手术队完成任务准备返程。晚上出发，一路上战战兢兢，直到抵达丹东，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回到祖国了。
蔡怀祥，曾碧英，钟顺珍，曾立斡，罗伟励，张志平，袁伟雄……我是里面比较年轻的。我忘不了当时战友的名字，当时由梅县黄塘德济医院的蔡怀祥带队，院长那时30多岁，育有两三个小孩。他每天负责听取其他同志汇报日常工作、审理工作、指定任务、配合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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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绿云写下当年战友的名字。
回广州后，我去了海南支援，大家也各奔东西。后来有战友从湛江来找过我，但大部分再没联系过了。我现在90多岁了，前年摔了一跤股颈骨折，平时出门要坐轮椅，不知道战友们是否还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