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资本主义》：社交媒体背后，是谁在操纵我们的注意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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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注意力经济这一商业模式本身的特性，即用户无需为社交媒体的使用支付费用，而互联网企业依靠同广告商的合作而获取利润，从而其只需要对广告商负责，用户的注意力乃至用户本身便成为互联网企业利用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兜售给广告商的商品。社交媒体的使用者，虽然在形式上扮演着消费者的主体性角色，却在实质上沦为了作为商品的客体。而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由于受到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的支配，若想达成最大化的盈利，则必须将用户对于自身产品的忠诚度，乃至用户对社交媒体的病态式依赖作为必要性的前提。换言之，商业逻辑使得互联网必须做出致瘾性的设计方可获利，由此，如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所言，互联网企业会将对用户增长与获得用户持续关注度的考量完全凌驾于其尝试解决愈演愈烈的手机成瘾现象的社会道德考量之上，从而不得不继续将用户仅仅视作供其兜售出去的商品与盈利的工具。
信息的碎片化、技术的异化控制与交流鸿沟
在《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一片中，曾经供职于脸书的点赞按钮设计师曾坦言，脸书的点赞功能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让网民通过这一方式感受、传播并分享更多的爱，但是却导致了预期之外的糟糕结果：青少年群体对于自己所收获的点赞量的关注变得愈发病态，甚至因此感到自卑、焦虑与嫉妒。在某种意义上，点赞功能激化并放大了用户人性当中的黑暗一面。片中大多数的讲述者同样亦乐观地相信社交媒体对于“猜你喜欢”等功能的设计是便于让用户们发掘到更多感兴趣的事物，然而，无论是手机成瘾症，还是人们有关点赞数量的负面情绪，这类功能所带来的结果往往同其美好的设计初衷背离并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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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笔下，以上所发生的种种同技术乐观主义相背离的现象，其发生的必然性深深根植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里，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当中写道：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当中的启蒙精神，还是晚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效率的狂热追捧，对于以量化与利益最大化为表征的工具理性的追求，往往会导致以反思性与批判性为代表的价值理性遭到扼杀。
此种工具理性侵蚀价值理性的现代性特征会导致灾难性结果的生成：一方面，之于社会而言，对于效率与利润的偏执追求反而会带来社会整体的效率下降现象——回想注意力经济与互联网公司的算法技术，海量而永不枯竭的个性化定制内容推送虽然极其高效地迎合了用户的浏览喜好，但是却慢慢导致用户无法专心于特定内容的深度性理解，并同时制造了猖獗的垃圾信息与虚假新闻，从而使得全面性思维的肢解、信息的碎片化，乃至真相、权威与专业性观点的消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至于个体而言，人对于技术的盲目乐观与依赖往往会使其自身丧失掉进行反思与质疑的主体性，技术所带来的高效与便利，如同现代社会版本的莫菲斯特对于浮士德的诡诈许诺一般，让人们丢弃了察觉并反对其潜在危险性的能力，从而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合谋地将技术捧向神坛，奉其为人的统治者——当我们沉浸于个性化推荐所带来的精神鸦片式的愉悦，并逐渐对手机与社交媒体产生依赖时，我们正在不断接近赫胥黎所描绘出的反乌托邦技术极权主义的预言图景：人们终将为自己喜欢的事物所异化、控制，并无法拥有反思此种愉悦之隐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