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不宜居”只“宜看”，没有老屋谁来看？( 二 ) 老屋“不宜居”只“宜看”

一家5口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老屋的侯伟，在当地小学当保安，每月2000元工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这片山上的位置不利于搞民宿和餐饮，所以发展相对滞后，每年从景区分到3万元，就是很大一笔钱。 ”侯伟说。
景区发展之初，由西江村委、景区公司与县政府等多方协商，设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每年按门票总收入的一定比例发放给村民，从最初的15%增加到现在的18% 。
据当地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江村民的“分红”由2012年的800多万元，上升至2019年的3200余万元，已累计获得超过1亿元。
“经费的40%按人头分， 60%按各家房屋年限和保护程度分，房屋年限越长、保护得越好，分得也就越多。 ”67岁的唐守和见证了这一机制的设立运行。
根据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李天翼等人的调研，对于景区位置较偏的片区村民、旅游参与较弱的家庭，这笔钱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苗族群众脱贫致富中，追求发展的内生动力更为重要。 8月初，侯伟的妻子吴连梅终于等来了创业机会——“抽签”获得景区工艺品摊位为期一年的经营权。
西江苗寨景区共安置了270多个摊位，分为小吃摊、工艺品摊、照相点等。每年8月，所有村民均可根据经营喜好报名，抽签决定摊位经营权归属。
年初疫情暴发后，景区一度经营困难，仍按约定从有限的收入中，拿出近40万元，作为上半年的民族文化保护经费。
随着景区逐渐恢复生机，吴连梅看到了赚钱的希望。据官方统计， 2007年，西江苗寨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700元， 10年后增长到22100元，增长了13倍。
然而，共享机制还无法带来同步富裕，由于区位优势各异，村寨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刚开始山下村民日子红火起来，山上村民受旅游业带动有限，眼见山下人挣钱，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曾想破坏山上的夜景灯。
随着景区旅游逐渐兴旺，山上家庭能分到部分经费。尝到甜头的村民，心生更大的致富渴望，想要改造老房或重建新房。
33岁的唐文锋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家里的老屋已有百年历史，是西江最古老的房子之一。除了现在每年分到两三万元经费，全家人靠卖饰品赚些微薄收入。
“很少有游客爬上来参观，何况进屋一看破破烂烂的，也待不下来。 ”唐文锋说，保护较好的老屋，位置偏路难走，缺少发展机会。
村民跟游客一样，都想住新房子
蒋宏的满心希望化成了泡影。
这位西江苗族博物馆的保安，去年拆掉了30多年的旧屋，拿出积蓄加上借款，又凑够40多万元建了4层框架房。他原本打算出租，每年能赚30多万元。但受疫情影响，至今没人来租房投资。
“旅游兴旺抬高了整体工钱水平，如果自己创业，装修和配套还得再花100万元，拿不出这么多钱，风险也承受不起。 ”蒋宏无奈地说。
10多年来，有资本有经验的外地人，涌入西江“掘金”旅游市场。本地村民亦有“分一杯羹”的冲动，想要拆旧屋建新房。
“截至2018年，西江有房屋和门面出租的家庭，占整个村寨的30%左右，年租金在5万至50万元之间。 ”李天翼告诉采访人员这样一组数字。
改造老屋时，侯艳江要拆除谷仓等功能性设施。父母却执拗地认为：“那是对苗族建筑的破坏，更是对苗族文化传统的大不敬。 ”
“发展就是要重塑传统，有创新也有破坏。 ”侯艳江心里并不服气。这个小家庭的观念冲突，更是西江苗寨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缩影。
相连成片、错落有致的吊脚楼群，作为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但破旧脏乱的老屋，难以满足游客的现实需求。
一些村民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利益面前，演变成跟风逐利的“拆旧建新” 。尽管当地出台了细致的限制规定，但仍挡不住部分村民“拆旧建新”的冲动，甚至有人甘冒被罚款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