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假发厂在假发村：头发“搬运工”的秘密( 四 ) 非洲

▲ 河南瑞贝卡集团公司局部。图 / 视觉中国
不过，随着国内的头发越来越难收、越收越贵，许昌人开始把收头发的目光转向了国外。
“今年好头发价格上涨了20% 。 ”许昌的曾志收了十年的头发，今年的头发是最难收的一年。要在往年，他这个时间已经在柬埔寨或者越南的某个村子里了。收头发的方式，与几十年前在国内农村如出一辙：雇佣当地人，一个村一个村的吆喝。
在柬埔寨的金边，曾志认识了当地的头发贩子Gan 。 Gan告诉他，尽管这些年缅甸发展迅速，但背后依然有很多穷人， “有人卖身体，有人卖头发。 ”每到4、5月份，都是当地卖头发旺季， 18岁到60岁的柬埔寨女人们，排着队卖头发， 15英寸的头发能卖12万柬埔寨币，相当于200多块人民币，这个价格，几乎是中国女人头发价格的五分之一。
对于头发，曾志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年间，收头发只不过是他种地之外的一种补贴，最早的时候去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区域去收头发，后来只能去国外碰运气了。那次决定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联系上缅甸的一个华侨，自己带着计算器就去了，第一天钱包就被抢了，靠着朋友接济才把生意谈成。如今他帮两个儿子在郑州付了买房的首付，自己在许昌的许扶运河边也安了家。
他在乎头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头发。 “显微镜下，头发就像蛇一样，通体是有鳞片的。我要找的头发，是顺辫发，头发的鳞片的顺序都是规律排列的。这样的头发，才能做出来最好的假发。 ”
今年，他的收头发计划因为疫情泡汤。按照相关法规，由于未经加工过的人发属于“固体废物”一类，在我国是不允许进口的，所以无法走正规贸易渠道流入国内，由此衍生出一些灰色渠道来， “现在，疫情导致这些渠道走不通了，直接进口头发变得很难。 ”
周金花们所在的假发行业，面临的除了原材料难以进口的难题外，还有另一个人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困境。 “现在整个假发行业都没办法，都在等朝鲜开放。 ” 许昌一家假发厂的厂长张巧说。
▲ 某假发厂里工作的女工。图 / 视觉中国
对于高端假发来说，在经历过档发的环节之后，需要把一根根头发手工缝制到发网上，这一步骤称之为钩织，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考验技术。早些年间，全世界最好的钩织工人都在国内，如今国内人力成本上涨，假发钩织环节已经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朝鲜。
许昌的张巧已经玩转了跨国贸易，她在朝鲜建了自己的手工钩织厂。头发初加工后直接发到朝鲜，手勾完成之后，运回许昌进行最后的加工、造型和贴牌。 “在朝鲜的罗先市，工人每个月平均工资是600块人民币左右，而且技术很好，要在国内， 1200块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做。 ”
疫情打乱了这一切，近几个月，朝鲜不能通关，朝鲜所有做加工的包括假发，都停掉了。假发圈内，甚至发起了一场“寻找国内手勾工人”的活动，结果还是失败了。钩织就像播种，不但要看行距，还要看株距，还分为单层、递针等多种手法，短时间内根本学不会。
蝴蝶翅膀的扇动，终于也影响到了周金花。
9月底，她得到最新的消息，档发的活儿很可能要停一段时间了。因为朝鲜那边假发加工的开放可能又要延后了，而印度那边的一批头发原料也因为疫情耽搁了。国内的实体店，假发的销售也不理想，存货还够卖。
那一刻，她又变回成了一个农民。她甚至想起家里的地来，快要10月份了，是不是可以种点菠菜了？
迭代
变化正在悄悄发生着。
对黑人女性来说，假发是刚需。用南非的假发店老板Agona的话说，黑人的头发又短又卷，长不起来， “平均每个黑人女性都有五顶假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