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乡村里的“少数派”( 二 ) 大儿子韦傢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对于乡村的孩子而言，他们首先要跨过高考的门槛。因为没有多余的钱，韦家的儿子们从未上过课外辅导班，老大老二的高考志愿，也是自己琢磨着报的。
忙于养家的老两口，离田地很近，离高校很远。韦子运知晓广西每年高考的分数线，这是从别人口中打听来的。对于儿子就读的专业，他能清晰地说出名称，解释不出大概。
但韦子运依然关注儿子们的成绩变化，清楚儿子每一次考试的名次，会盯着他们总结成绩变动的缘由。怕孩子们“接触东西多了，分散了读书的心思” ，直到高中毕业，韦子运才给两个儿子买来第一部手机。
家里没电脑，老两口的手机是捡儿子后来淘汰的旧款。韦子运不玩社交网络，但会上网看新闻。除了老家，他只去过广东、上海和武汉。前两者和打工有关，后者是他送大儿子去大学报到。
那是他唯一一次走进大学校园。为此，他辗转到云南，坐10余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后却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开。
跨过高考的门槛，来自乡村的孩子要面对的还有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上的差距。二儿子韦家耀坦言，在大学里，自己习惯扮演旁听的角色。他不属于能快速和陌生人熟悉的角色，多数时候，他会等别人先张口，直至讲到自己了解的内容时，再自然地加入话题。
大儿子韦傢郑也属于沉默的一派。他内向，话少，欣赏来自大城市同学身上的自信。他在北京读研，设想过日后留在北京，但北京的房价令他发憷。他说自己不算“有野心” ，也想追求安稳， “但以自己的实力，如果想扎根城市过安稳的生活，实现起来就必须要有野心。 ”
“进北京念书挺好的，留下生活挺难的。 ”他感叹。
他羡慕别人读过幼儿园，上过兴趣班，习惯逛图书馆，网络玩得顺手。 “10年前，至少我读高中的时候，没有这些。 ”这种不平衡在研究生阶段的实验室里得到了缓解，这也是他坚持读书的理由之一，希望用学历磨平城乡的差距。
2018年，韦子运家脱贫了。这距离韦家被评为贫困户过去了3年。韦家享受了低保和其他帮扶政策，走过了最难的阶段。不过，仍有压力需要这些年轻人自己肩负。韦家已经习惯了能省就省。 3年间，韦家耀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大学时期，他和大哥都在学校勤工俭学，打扫过实验室，帮图书馆整理过图书。
韦家耀还另外做过两份兼职。他发过几天传单，之后在一家婚庆公司负责布场。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习惯了周末早出晚归，最晚回程时已经22点，过了晚班公交的运行时间，就骑半个多小时的共享单车回学校。学校的大门落锁，他只好爬进来，回到寝室，同学早躺下了。
高中毕业后，韦傢郑跟亲戚一起干过暑假工，在广东一家工厂做灯罩，一个月拿回2000元。研究生录取后，等待开学的4个月时间里，他再次上了流水线，到广东的工厂给电扇上螺丝钉。那份工作累，工头脾气暴常呵斥员工，工友聚起来谈论的是永远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半里，他做过两份正式的工作。他学生物专业，最开始被科研院所安排到四川的养殖基地，人要待在船上，一天喂两遍鱼，做记录。后来，他换了份“更用得上专业”的工作，在广州一家公司负责细胞培养，经常加班，没时间复习考研。
他的工资徘徊在4000元上下，花10个月还清了2.5万元的助学贷款。
韦子运对儿子读书这件事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经历。他接触过读书最多的一位，是他的初中同学。那位同学一路考上高中、大学，之后被分配进高校工作，做到教授，女儿去过国外留学。每年，那位同学回老家时，他们都会一起聚会，韦子运发现对方总有讲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