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乡村里的“少数派”

:原题为_中国青年报|乡村里的“少数派”。
乡村里的“少数派”
中国青年报|乡村里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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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子运在地里干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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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子运和妻子罗玖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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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家的奖状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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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子运家周围早已盖起二层、三层 。
养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个高中生 , 让韦子运家成了村子里特殊的那一户 。
他家所在的万寿村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 , 是已脱贫的贫困村 。 直到如今 , 这个村庄里多半年轻人选择在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就告别校园 , 大专生算是“高学历” 。 相继踏上打工路10余年后 , 有人已换过几份工作 , 有人结婚生子 , 也有人做了老板 。
在很多人看来 , 读书不算是“值当的买卖” 。 比如韦家 , 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 , 3个孩子每年的读书钱加起来将近2万元 , 再算上越来越高的生活费 , 这个家庭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
他家曾是当地的贫困户 , 一家6口人里只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力 。 乡政府工作人员把他家定为“因学致贫” 。
万寿村驻村第一书记方声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 万寿村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 , 他们的目的地包括广东佛山的制造企业 , 也包括深圳电子企业 。 剩下的部分人里 , 有人在当地开店 , 也有人创业办厂 。
方声有介绍 , 此前建档立卡的286户贫困户中 , “因学致贫”的有十余户 。 韦家属于这10余户之一 。 大儿子韦傢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 , 二儿子韦家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研 , 最小的儿子韦家航在覃塘高中读高三 。
100余张奖状密密麻麻地贴在韦家客厅的墙面上 , 那是3个儿子几年间陆续带回的 。 这些奖状从半米高的桌边爬到了3米高的房顶 , 最高处需要借助梯子才看得清 。
这是这家人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 除此之外 , 这个家就乏善可陈了 。 他家房子仅有一层 , 夹杂在村里成片的二三层楼中 。 搬进这里20多年 , 水泥地才铺上地砖 。 每逢雨天 , 屋顶会漏水 , 偶尔也有老鼠顺着屋檐突然窜进来 。
在少有的闲暇时光里 , 韦子运喜欢坐在木制躺椅上 , 摇摇晃晃地望着奖状发呆 。 除了亲戚朋友 , 他没和谁说过奖状背后的故事 , 只在话题提及时不自觉地咧开嘴角 。
儿子们毕业前的漫长时光里 , 压力被老两口自己吞下 。 60岁的韦子运和52岁的妻子罗玖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 韦子运每日种田、养鸡 , 罗玖妹跑木板厂 , 顶着太阳将2米高的木材挨个扛上架子晾晒 。
韦家全部的收入差不多只够生活支出 , 已经很多年没存下钱了 。 最富裕的时候 , 他们只攒到两三千元 , “生场病就花光了 。 ”罗玖妹说 。
4年前 , 二儿子又考上了大学 。 那时候 , 大儿子正读大三 , 家里还有上初中的小儿子 , 兄弟俩上大学的学费来自助学贷款 , 仅是负担骤增的生活费 , 这个家庭就不得不第一次向人开口借钱 。
教育被视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机会 。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 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希望摆脱贫困 , 来自乡村的家庭坚持供子女读书 , 接踵而至的费用反而令他们陷入困境 , “因学致贫”也使农村地区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日趋冷淡 。
在罗玖妹看来 , 身边在读书路上被绊住的年轻人 , 多是自己不想读了 , 家长也认为读到差不多就够用了 。 他们夫妻俩的念头很简单 , 不想儿子未来像自己一样辛苦地打工、种田 。
“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烙在他们的心里 。 但凡和读书相关的 , 韦子运都很支持 。 他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表示 , “只要他们愿意接着读 , 我就尽力送他们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