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圳社科院巡视员陈少兵：深圳科创成功在于“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 科技|创新|模式|产业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全市仅有2名有职称的技术人员， 40年后，深圳科技大军人数超过200万。
长期以来，深圳缺乏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但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五项核心指标已经位居全国第一。
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土壤上，深圳如何成长为高科技之城？在这一奇迹的背后，如何总结深圳的创新模式或创新密码？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专访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巡视员陈少兵，他曾任深圳科技局官员，多年从事科技管理方面的研究和相关工作，并长期跟踪研究美国、日本、以色列、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情况。
在陈少兵看来，深圳取得的科技成就，很大程度在于开创了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几种科技创新模式——并非以大学、科研所为中心，而是以企业为核心，而企业背后凝聚的是全国的科技力量。
陈少兵认为，深圳应该继续加强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聚合模式，未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有必要也有潜力再上一个台阶。
他表示，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长期成为世界一流城市，要支撑如此宏大的叙事，一定需要有世界一流的产业来支撑，而唯有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承担得起这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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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技聚合模式
《21世纪》：特区40年，在科技创新方面，你认为深圳做出了哪些无可替代的探索和实践？
陈少兵：这40年，到底什么是深圳完全靠自己独创且又影响巨大的，体现出唯一性、独特性、无可替代性的贡献？我认为是深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技发展模式。
世界范围内有三种科技创新模式，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创新模式；第二是前苏联的以科研所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模式；第三是以日韩为代表的大企业或集团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则开创了一个全新模式，以前我们叫“拿来主义” ，现在称为“集中科技力量办大事的聚合模式”更符合实际，即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科技要素，为我所用。它是市场化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作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市场化构成了这种模式的核心。
因为体制机制的灵活，全国积累了几十年的科技资源、科技要素被吸引到深圳，让科技成果在这里长成参天大树并形成森林，集中爆发出创新的活力。
《21世纪》：深圳的科技创新有“四个90%”的说法，即“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 。所以为什么不能将深圳归类为以日韩为代表的“大企业或集团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模式？
陈少兵：日韩的大企业，从基础研究到最后产品推向市场，整个创新链是由自己承担的。相比之下，深圳的基础研究很大程度依靠了全国各省市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用它们的知识来支撑我们的科技创新。
深圳的很多企业，它们的基础科学工作是在其他省市发源的，比如第一个适合于黄种人的α1b干扰素、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等。深圳称得上是一片把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的沃土，包括华为、中兴、科兴等企业，早期都大量采用了来自于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
《21世纪》：按照传统对创新的解释，一个城市拥有的创新资源的规模，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等，它们决定了创新的结果，但早期的深圳，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占优。你如何看待，深圳并没有很好的科技基础，但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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