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地方化｜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重构( 三 ) 的国家|过程|发展|国际|经济|数字|新冠

区域化并非因新冠疫情冲击而起，而是多年来正在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人们对远距离分工或某些环节的国际分工过于集中导致的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已经凸显了这种全球供应链模式的脆弱性。与此同时， WTO谈判受阻，但在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等的推动下，各种双边或多边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2020年7月1日起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向我们展现了区域化的雏形，其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我们理解区域化的实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区域化的具体安排及其演进会随着经济安全、发达国家国内局势、自由贸易谈判、新工业革命等诸多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细节。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化不是“去中国化” ，而是“去世界工厂化”的新阶段。 “世界工厂”曾被用来形容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地位，只有英国曾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它是当时全球唯一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的合体。之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则启动的是一个“去世界工厂化”的过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一阶段，它们与英国一起构成“分散化的世界工厂”（discentralized world factory），从而在全球形成若干个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的合体。 20世纪中后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则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二阶段，先发工业化国家保留了其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而生产制造则被分散到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
区域化可以看作是“去世界工厂化”的第三阶段，在特定区域内，科技创新中心和生产制造中心将按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内的比较优势等实现新的结合。由于中国特有的市场规模，中国自身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创新与生产制造中心，这可以是我们在胸怀“两个大局”下坚持“从世界看中国、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看当下”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所在，即“双循环”就是区域化在中国的落地。
区域化与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嵌合
区域化本身既不是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也不是在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事实上，近年来区域化的发展与数字经济全球化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嵌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数字经济全球化使区域化可能避免转向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
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新的经济空间、新的经济资源和新的市场交换不断拓展的过程。在新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新载体。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明确指出，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 。对数字经济，该倡议所给出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
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和模式特征使其真正能够打破国界和时空的限制。事实上，二十国集团之所以发布这样一个倡议，正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数字经济也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够更好地变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方式，数字经济体则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阿里研究院在2018年年初发布的《数字经济体：普惠2.0时代的新引擎》认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阿里巴巴、谷歌、苹果、腾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的浮现，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表征，同时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新引擎。
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开放协同、普惠共享被认为是数字经济体的主要特征，这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在产业、组织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