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3秒有1例脆性骨折发生，落实骨质疏松症患者规范化管理已刻不容缓中国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中国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社会面临着老龄慢病带来的医疗及经济负担。与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传统慢病相比，尽管骨质疏松症及其导致的脆性骨折已带来不可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相关的疾病教育、筛查诊疗、系统性防治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疾病挑战， 2020年12月19日，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骨力计划）——中国脆性骨折高风险患者管理项目”在京启动，该项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专家组联合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办公室等单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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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患病、高致残、高致死，骨质疏松症成绝经后妇女的突出健康问题“在人体衰老的过程中，骨质疏松症往往无声无息就出现了。 ”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骨科主任医师王以朋教授介绍，骨质疏松症被称为“静悄悄的流行病” ，疾病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但随着骨量不断丢失，会造成疼痛、脊柱变形、甚至骨折。
2018年，卫健委发布首个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8000万骨质疏松症患者，其中绝经后女性占到9成。由于体内激素变化，一般女性在绝经后第一年就会失去7%的骨量，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明显增加。每3名50岁以上中国女性中，就有1人患病；65岁以上女性的发病率更是超50% 。
在很多大众的认知里，骨质疏松症无足轻重，是年老增龄的必然结果，往往不会将它与可能导致致残、致死的骨折联想到一起，但事实上，骨松与脆性骨折的发生是紧密关联的。王以朋教授介绍，以髋部骨折为例，它之所以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是因为仅有20%患者可以恢复到骨折前的生活状态，约50%患者因此致残，更有两成患者会在1年内死于各种并发症。
随着老龄人口增加，我国骨质疏松症和脆骨折患者总量急速上升。 2015年，我国有近270万例脆性骨折发生；数据预测显示，如不加以有效防治，到2050年我国脆性骨折发生数量将翻一番，达599万例，并产生1,630亿元医疗支出。可以说，骨质疏松症正给患者、家庭及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严峻的考验。
疾病意识弱、检测率低、治疗率低，骨质疏松症缺乏规范诊疗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提升、人民健康意识增强，骨质疏松症防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王以朋教授介绍，许多大众乃至医务人员不够重视、检测率、诊疗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骨密度检测是骨松诊断的金标准，但中国骨松住院和门诊患者中，仅有20%做过这一检查。王以朋教授披露的另一组数据更为惊人，我国仅有36%的骨松患者获得诊断、24%的患者在发生脆性骨折后接受规范的抗骨松治疗。
王以朋教授也坦言，近半数的脆性骨折患者没有认识到骨折与骨松的联系，往往认为摔跤是骨折的唯一诱因。同时，认知薄弱的问题也存在于医生群体中。许多骨科医生对骨折患者的治疗仅限于把断裂的骨头接上，但后续的抗骨松治疗没有及时跟上。王以朋教授介绍，仅56.8%的骨折患者在出院治疗小结上提及了骨质疏松症的相关诊断。
与传统慢病不同的是，骨质疏松症往往缺少清晰的主诊科室和患者管理路径。其治疗通常分散在大型三甲医院的各个科室，例如：内分泌科、骨科、老年科、妇科等等。对此，王以朋教授解释，在骨质疏松症的起始、渐进、严重、骨折整个过程中，需要引入不同科室的诊疗力量，实现跨学科的疾病管理。
王以朋教授提到，和其它慢病一样，骨质疏松症患者同样需要接受长期、规范的治疗。其活动、理疗、康复和进一步治疗，应交由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长线管理。 “这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患者往往在社区难以获得有效的疾病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