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伟澎湃新闻|超越控制的秩序：对分税制产生过程的政治学思考( 二 ) 通过对分税制产生过程的考察

在中央和地方的策略互动中，经过动议、辩论、冲突、谈判和妥协，双方对拟达成的规则具有全面的了解，从而使新制度获得了基于同意的合法性基础。这有利于克服旧体制下无法解决的失信、机会主义、蓄意违约及重复博弈问题。中央与地方能够展开策略互动的前提是双方都具有权力主体的地位，并能够自主地依据理性原则选择自己的策略。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结构中，权力主体的分化就成为制度化转型的必要条件。
3.在权力分散化的环境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财政问题长期互动，产生并积累了制度生成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在1986年，无论是学界还是决策者群体，对分税制还未能形成清晰的看法，也不能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随后，由于权力分散化所造成的财政压力的程度不断加深，其后果也更加严重地呈现出来，吸引了决策者及研究者的大量关注，因而对财政问题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这是1994年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1992-1993年围绕新税制的讨论，其规模之大及牵扯范围之广，是之前的理论界所无法比拟的，甚至是“历史上历次改革中听取意见最充分的一次” 。这一时期围绕财政体制改革的“百家争鸣”式的大讨论，为财政制度化转型提供了较充分的知识支持，并增强了决策者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现代财政制度的生成，需要复杂的管理技能的支持，这些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权力分散化的环境中，在制度参与者之间长期的策略互动中“成长”出来。财政制度运转中所需要的那些技能，如统计、会计和审计技术，征税、上缴和分配过程中的行政控制和监督技能，都是在中央与地方互动中所产生的大量“权宜之计”长期积累的结果。
通过对分税制产生过程的研究表明，像中国这样，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具备强大政治控制能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中，权力分散化为财政制度化转型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甚至可以认为，财政制度化是作为权力分散化的内生变量而出现的。从财政政治学的视角而言，税收过程被视为现代国家制度发育的“总装置” ，围绕税收汲取、分配的合法化过程，会引发广泛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在中国的分权改革中，权力分散化引起的税收过程的变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财政领域之内，催生了像分税制这样的制度化规则。
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从政治学视角，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思考地方权力的拓展及其在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并由此树立正面认识地方权力的国家结构观。
【杨红伟澎湃新闻|超越控制的秩序：对分税制产生过程的政治学思考】（作者杨红伟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