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生而逢时的淡泊者( 六 ) 人生中的最后九个月

回国后，东京审判中的四位先生在上海成为忘年交：检察官向哲濬、首席顾问倪征燠、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以及他们之中最为年轻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

一根扁担

1979年初人生中第二次重返上海时，从火车站走出的高文彬，脸晒得黢黑，肩背处因常年承担重物肿得老高，一根扁担挑着他的全部家当。

女儿形容他当时的状态， “被改造得彻底，和农民一模一样”——那时，高文彬已经56岁，他人生青壮年的时光都消耗在了苏北和江西的劳改农场，整整27年。

在被卷入那起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案件之前，他最新一份工作是在解放后的上海军管会外事处。 1952年，高文彬在东吴大学的老师艾国藩被打成特务后，高曾因工作事宜前去请教老师受牵连，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判刑10年。

一个常年和英文、律法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每天要面对繁重无尽的体力劳动。

有时，一天插秧要插一亩地，累到“晚上睡觉敲锣都敲不醒” 。在鄱阳湖边修筑堤坝，人用肉身去挡住木板，泡在水里两个小时轮换一次。

挑泥负重，肩膀和背部的皮肤都磨出水泡，光着膀子在阳光下再晒到脱皮。休息时都不敢平躺，否则一转身凉席就能拉下一层皮。反复如此，他的背后来变得像“乌龟壳”一样粗糙。

身体上的伤痛还勉强能熬过去。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击垮了他的家庭。妻子与他分离，连亲弟弟也和他划清界限。女儿高岚也因为父亲的关系，被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

在劳改农场，他看到有人因为健康问题倒下，还有人精神崩溃选择自杀。他也有过最绝望的时刻，但从没想过终结自己的生命。后来在回忆中，他说当时的想法是， “我没有做错什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要是死了别人还以为我是畏罪自杀，一定有一天还我一个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