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曾揪出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元凶( 二 ) 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

1948年8月17日，在完成中国检察组的工作后，高文彬随同向哲濬回国。他们带回两大箱东京审判全套庭审记录，一套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一套送到东吴大学法学院，遗憾的是后来两套记录全部遗失。 11月，高文彬通过报纸了解到了东京审判的最终结果，主要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
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曾揪出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元凶。参与编辑《元照英美法词典》
回到国内，高文彬继续在上海工作,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 1949年起在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工作，期间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讲师。 1952年，高文彬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老师的牵连，被判刑并送外地改造长达27年。劳改期间，他坚持学习和阅读，把唯一可读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读了无数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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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本市高校教师职务法学评议组（右三为高文彬）
1979年，高文彬终于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远洋系任国际法学教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他继续勤奋工作着， 1986年被提升为教授， 1988年退休并被返聘担任原职。他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国际私法译丛》《国际法与技术转让》等；参加编写《大众法学》《法律百科知识手册》《涉外法律使用手册》等；为英国《世界扣船》丛书撰写“中国扣船”部分；发表《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论共同海损》等论文。 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他还应邀赴美国缅因州州立大学法学院和旧金山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并被海斯汀法学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
1997年，高文彬开始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他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北京方面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勘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他废寝忘食，期间因过于劳累而中风，出院后，又继续投入到编撰工作中。 2003年，这部词典一经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典的扉页上，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永不褪色的爱国情怀
1985年9月，经时任上海海洋学院远洋系副主任的程克武和王义源介绍，高文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归宿。此后，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各种盟务活动。即便是在退休后，每当民盟组织退休盟员活动时，他都会不辞辛苦地赶到学校参加。而民盟市委、区委和海事大学委员会每年都会去探望他。据民盟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秘书长、原常务副主委蒋志伟老师回忆道：“高老是一个热心人，我曾为建校史馆对其进行采访，他都能娓娓道来。他曾遭受到相当长时间的不公待遇，但能够如此之快地走出阴影，融入社会，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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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学院84级硕士学位研究生论文答辩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高文彬常说的一句话。他叮嘱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 “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 ”
在中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中，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在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员程兆奇教授介绍，高老参加过该中心的很多活动，十分关心中心的研究工作。 2016年， 95岁的高老尽管步履蹒跚，仍要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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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0日电视台采访
晚年的高文彬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作派，在北外滩的住宅里颐养天年。民盟浦东区委原副主委王卫平回忆道，每次去探望老高时， 90多岁的他始终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炎热的天气里，高老还特意从冰箱里拿出小毛巾和冰镇饮料给客人。高文彬喜欢喝咖啡、品红酒，喜欢音乐和摄影。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只要有机会他就拍摄，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
_原始标题：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高文彬去世，享年99岁

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去世 曾揪出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元凶(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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