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古代大夫可以免除刑罚？从古代法律体系入手，谈帝王依法治国理念( 二 )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变迁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渴望。首先从此时的社会大环境分析。
无数诸侯国林立在狭窄的国土之上，各国为了发展就必须要损害他国的利益，于是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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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频率的提高，战争的残酷性也在相应提升。由最初春秋时期的百乘相击，点到为止的君子之交到战国时期的先野战，后屠城的禽兽之举。
各国为了生存只能跳出传统礼法的束缚，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这就必须有相对应的法律作为辅佐，于是法律体系也进行了更新。
2、“律令体系”到“典例体系”——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
前文讲到，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发展基本上是和社会封建化的发展相关联的。在春秋时期。
随着社会性质的悄悄变化，习惯法被成文法逐渐替代，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真正的突变则发生在秦汉时期。
随着秦军的战戟突破各国的铠甲，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之上。
帝国的荣光洒在了以前七国的土地上，让人不禁掩目仰望，然而在这荣光的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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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差距方面，时至今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不同地域之间的巨大差距惊叹不已；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各地区人民之间的间隙只会更为巨大。
在经济交流层次，如今制度如此完善的欧盟在利益面前也如小丑一般，在秦代，分歧只会更多。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挑战横在这新兴的帝国面前，兵谷钱粮等琐碎的事物烦恼着帝国的官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礼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法治成了必行之路。
在如此背景之下，各个领域的成文法开始大量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律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其间的艰难险阻也是数不清的，终于在魏晋时期，完善的律令体系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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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法律体系的发展变得缓慢甚至陷入了停滞，因为这时的中华大地进入了黑暗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连年的战争，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很缓慢，封建文化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原有的地方势力不得不与外来民族的势力相妥协，有的地方甚至退回了奴隶制度，一切都显得无比黑暗，但时势造英雄。
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周武帝等时代的先锋劈开了这黑暗，外来民族的身份让他们可以看清传统中华礼法中的弊端，且无须顾及传统势力的制约改变它。
而汉化的教育环境又使他们可以得到传统礼法中的精华并发展它们，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典例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典例体系”发展完善于唐宋之际，《唐律疏议论》的出现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此后除元代之外各代基本沿袭着这种律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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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上否大夫的分析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古代帝王的依法治国与现代社会的依法治国在根本上是两个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更多地体现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所有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无高低之分。
而对于封建帝王来讲，法律不过是其集权的工具，判罚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损害其统治地位。
大夫和庶民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这也才有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
封建法律的特性就决定了其惩治对象的选择唯一标准就是该对象是否对封建集权统治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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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上大夫”的典型案例就是唐高宗下诏禁止大族之间通婚。河东柳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大族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频繁朝代更替让他们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态度很是微妙。
一方面，其对皇帝是服从的，皇帝也必须联合他们来维护自己对于地方的统治。
另一方面，无数的短命王朝让其对封建统治者很是轻视，甚至发生了因嫌弃李氏门第低而拒绝娶公主的荒唐之事。
至少笔者是不理解的，不过这也在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的门阀之风的兴盛。
这样自然不被封建统治者所容，于是唐高宗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