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迫的形势下 ， 新兴市场财政部门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支持卫生部门、家庭和公司 。 一些国家采取综合措施 ， 扩大了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社会援助 ， 为特定行业提供了补贴 。 但是 ， 因为本国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 ， 新兴市场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资源限制 ， 初步估算 ，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直接财政转让约占GDP的3% ， 或有融资也是相近的规模 ，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刺激水平 ， 新兴市场的降息幅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
即便如此 ，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和财政赤字立即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 并造成了资本流动的逆转 。 疫情危机的前八周就有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资本流动的跌幅 ， 远超美联储在2013年5月22日暗示可能削减购债规模带来的“削减恐慌”以及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下跌总和 。 在巴西和波兰等国 ， 外国直接投资变成了资本外流 ， 套利交易发生了逆转 。 本币债券的利差与外币债券的利差飙升 。 紧随其后的是债务评级被下调 。 外国投资者对本币债券市场重新定价 ， 导致新兴市场金融状况急剧收紧 。
危机明显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 ， 一个是能“尽一切能力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国家和集团 ， 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 可以不断货币宽松 。 另一个是只能“尽一切能承担的成本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没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 货币地位问题就这样具体而残酷地摆在了世界的面前 ， 构建公平、包容和有效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这样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 。
4）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 ， 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 。
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 ， 美国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 2008年危机以前 ， 美国劳动力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年增长3%降到了2008年左右的低于0.7% 。 特别是男性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 ，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了4个百分点 。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从最高的2000年左右的4%降到了2008年的2% 。 同时收入分配急剧恶化 ， 从1980年开始 ， 最高收入1%的家庭 ， 累计收入增长率达到了280% ， 最低的20%仅增长25%左右 。 这是危机前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 但政府并没有察觉这些根本的结构变化 ， 反而在政治上出台了社区住房政策 ， 希望通过住房发展 ， 解决民众福利和公平 ， 并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 ， 结果让已经在深处发生变化的、开始脆弱的经济面又选择了错误的新政策和导向 。 这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 ， 美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到年增0.8%的水平 ， 收入分配继续恶化 。 1980年以来 ， 美国最高收入1%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2%翻番上升到24% ， 而底层50%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下跌了一半 ， 从24%掉到12% 。
疫情是对全球经济最具有破坏性的一次冲击 。 疫情危机下 ， 产业链被打断 ， 中小企业倒闭 ， 大规模失业 ， 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下滑 ， 我们预测全球劳动生产率都将大幅下滑 ， 连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 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会滑落到0.3%左右 。 收入分配急剧恶化 ， 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 ， 非白人居民的疫情感染率远远高于平均数 ， 经济体中最脆弱的部分 ， 即中小企业和非熟练工人遭受的损失最大 ， 发展中国家约1亿人口因为疫情重新回到贫困线下 。
中期内 ， 经济缓慢增长 ， 失业居高不下 ， 央行零利率 ， 股市继续高扬 ， 经济结构改革步伐缓慢 ， 劳动生产率持续低迷 。 收入则继续偏向有资本的群体 ， 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恶化 。 制定包容的经济金融政策 ， 防止经济问题向社会和政治问题转化是疫后经济金融最大的挑战 。
5）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 ，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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