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专访传染病防控专家徐建国：新冠是具有甲流流行特点的冠状病毒( 二 ) 传染病|徐建国|新冠病毒|中国疾控中心

徐建国：目前，感染科医生待遇比较低，这里风险高，平时病人相对少。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应该有一个“小汤山” ，要做好应急储备。超大型城市的公共卫生应急，特别是传染病应急响应要做好。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建设需要特别重视，特别要加强病原学研究的力量。
谈病原学研究
未知病毒研究我国居于世界前列
新京报：你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40多年，完成多起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病原学调查。在此过程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
徐建国：1999年的那次。当时，江苏省徐州市出现了一些先腹泻、后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由于病原无法确定，死亡人数增加到170多人。这应该是SARS之前最重要的一次突发传染病事件。刚好我在美国就是学这个的，回国后自己的实验室也是做这个的，所以很快判断是一起大肠杆菌O157:H7引发的疫情。
新京报：做病原学调查，你和同事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徐建国：有应急任务时工作比较紧张，比如为了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我们有个救灾队常常要在地震之后奔赴现场，开展卫生防疫，保证水和食品的安全。灾区条件非常艰苦，在汶川地震初期一段时间，由于交通中断，现场防疫队伍基本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在所有传染病中，控制鼠疫是最艰苦的。在玉树地震后，我们到达现场防鼠疫，由于高原反应，喘气和走路都困难，手里连相机都拿不动。我看到鼠防队员在控制旱獭密度时，在一条小溪附近搭帐篷，住在那里，往附近的旱獭洞和老鼠洞中放药，观察效果。他们非常艰苦，待遇很低。
2010年，玉树发生地震。由于震区属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一些国外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鼠疫。地震将当地的检测实验室也摧毁了。为了防控鼠疫，我们带着移动P3实验室第一次上了青藏高原，开展鼠疫菌监测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就发现可研究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微生物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在病原学研究方面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徐建国：对于突发性大规模传染病而言，找出病原体至关重要。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已初步建立72小时内筛查300种已知病原体的检测能力。三天完成300种检测， 150种病毒、150种细菌。同时，我们也布局了发现新的病原体的研究。 SARS以后，入侵我国的新发传染病，基本上3天就把病原体明确了。我国发现新病原体的能力大大提高。
SARS时期，确定病原体用了三四个月，这次不到十天就完成了。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实验室，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发现新病原能力的实验室不止一家，整体水平提高了。在未知病毒的研究方面，我国居于世界前列。
谈个人工作
未来希望培养疾病预测人才
新京报：今年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 ，你被中宣部和国家卫健委授予“最美医生”称号。你有何感受？对于年轻的医生，你有何建议和期许？
徐建国：我做过很多起传染病事件的病原学调查。 SARS之前，一些内容是保密的，不允许发表，所以很多工作是默默完成的。我是疾控系统中得到这项荣誉的第一人，这对我们疾控人也是一种认可和激励，今后更要好好工作。
目前，传染病的理论和知识在发生变化，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也希望年轻人能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不管多辛苦多艰难，都不要退却。
新京报：南开大学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你出任首任院长。研究院发展未来是如何考虑的？
徐建国：我们希望利用南开大学综合性院校多学科的优势，探索和发展新的理论、策略，为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做点贡献。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传染病理论、策略、技术、方法等，已经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应该引领这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