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产品经理改变深圳( 二 )

“发现市场痛点，切合用户需求，甚至是激发用户需求、教育市场，这是产品经理的基本自我修养。如果解构这些职责，就会发现这背后要求个人和行业生态、城市氛围都必须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对试错的包容性。 ”他补充说， “这刚好就是深圳所具备的基因。 ”
遍地都是“捞世界”的人，只有少数人抬头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月光” 。 “世界工厂”模式既支撑着经济繁荣，也掩藏着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少加工贸易城市遭遇巨大下行压力。深圳市政府较早意识到加工贸易的局限，早在1992年就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 。从1990年代开始，华为、腾讯、迅雷、金蝶等众多互联网公司先后崛起，让这座代工厂遍地的城市终于有勇气触摸科技创新的门。华为的电信交换机、腾讯的即时通讯应用QQ、迅雷的下载应用、金蝶的会计软件等， “深圳造”的国民级产品闻名全国。这也是曾经以“大进大出”为主的深圳，第一次高质量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以此为开端，深圳开始稳步向“科技创新之都”迈进。大约十年之后，大疆创新、柔宇科技等明星公司的产品经理加入科技创新的洪流。
在明星公司的光环下，深圳俨然成为产品经理的“天堂” 。
创新方法论
在畅销书《硅谷百年史》中，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列举了诸多“硅谷成功背后的秘密” 。例如，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气候；大量发奋图强的创业移民的融入；创业与容忍失败的文化以及梦想改变世界的灵感。进入设立经济特区第三个十年之后的深圳，渐渐拥有了这些“成功元素” 。不过，吸引着创业移民们“非深圳不可”的，还有另一关键“元素”——全球最齐备的电子零配件供应链。
这是硅谷的产品经理们都歆羡不已的“福利”：在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实现“想法”所需的原材料；甚至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从产品原型到产品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流程。创造这一“壮举”的，正是腾讯创业那栋老楼所在的华强北——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
这其实是深圳人又爱又恨的“山寨遗产” 。从21世纪初开始，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的“山寨”产品几乎闻名全国。小商贩们倒卖组装再翻新的手机，在原有手机组装基础上再加工实现反向充电、三卡三待等新功能，当时备受青睐的是，实现苹果手机双卡双待功能的“苹果皮” 。相比品牌的定式产品，这些“山寨功能”反而满足了更多的用户需求，野蛮生长市场中的“一米柜台”一度一铺难求。当时的人们盛传， “在楼上买一个配件，下楼就能组装好一部手机” 。
这样的“乱局”持续数年之久，随着市场监管部门“双打”行动的开展而宣告终结。
“深圳没有没模仿过的品牌，深圳人从来不造假，但生产大量的A货。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早前曾担任深圳副市长，对“深圳山寨史”记忆犹新， “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 ，就是Made in Shenzhen（深圳制造）。 ”
在他看来， “山寨”带着原罪，但也从侧面锻炼了深圳的电子元件供应链能力，在成本把控和质量把控上积累了许多经验。历经多年发展， “深圳制造”已经转换增长方式，从“三来一补”转向了品牌制造和产业技术创新。
在深圳这样的“转换”中，产品经理以及背后的“山寨体系”功不可没。从产品管理的流程看，华强北的“山寨体系”可能是产品经理最早的外部协同网络。 “山寨机”的背后，其实是囊括方案研发、外观设计、模具、元器件和壳料供应装配的服务体系。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华强北“一米柜台”的小商贩们摆脱原罪，成为产品经理们的强大支援。
“山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深圳市场主体的“产品思维”——极强的市场化意识，关注用户需求和品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造“苹果皮”、三卡三待的华强北人，是更早的产品经理。这种“务实”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了深圳一代又一代产品经理。这种文化的产物，是在模仿基础上的“微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