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唐朝损害的赔偿制度有何特征？( 二 )

最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在主观上有过错，才可以让他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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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唐律疏议》亦有所体现，对于他人委托保管的财物，行为人不得擅自费用，如果私自使用导致财物毁损、遗失的，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财物如果是因被他人强盗而失的，这是事出有因、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在唐朝的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判例：刘元礼与宏执信发生两船相撞事故，导致船上的货物受有损失，引起了赔偿纠纷。判词作者认为，事故的发生是由水流湍急导致的，这属于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由于因果要件的缺失，因此不存在损害赔偿责任承担问题。
以上内容构成了严密的责任认定体系，这在唐朝之前是没有的，它与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中的基本精神相类似，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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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补偿的同时强调其惩罚性功用
损害赔偿是用来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使其恢复到未受损之前的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补偿。
在日常生活和贸易往来过程中发生矛盾时，唐律明确禁止采用同态复仇等无效措施来进行报复，无论是侵权损害还是违约损害，都是以损害赔偿的方式来补偿损失、解决纠纷。
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金钱赔偿或实物交付的方式弥补受害人，这体现出了唐朝损害赔偿的补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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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唐朝损害赔偿在补偿损失的同时还强调其惩罚性功用，以唐朝民间司法实践中的一则判文为例。 “……钱征到，分付来宾取……陪赃牒征送谘” ，本案中王庆实施了盗窃行为，按照唐律282条的规定，最终判处其承担杖六十的刑事责任并征还正赃与倍赃。
由此可见，盗赃类犯罪中的赔偿，行为人承担的是“倍备”责任，这种加倍赔偿的责任类型，一方面是填补被害人所受损失，具有着补偿的性质。
另一方面，《唐律疏议》为何加倍赔偿作出进一步解释，由于盗赃类犯罪主观恶性较大，需要对这类行为人加大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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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赔偿金额往往超出受害人所受损失，而超出损失部分的赔偿就起着惩罚性作用。
这一点也为后世所继承，如宋律同样规定了“盗者，倍备” ，注重对盗赃类犯罪的严厉处罚，倍备的赔偿类型，只在唐、宋两代出现过，其他朝代没有明确规定。
它与现代侵权法的惩罚性赔偿金相类似，主要适用于犯罪性质比较恶劣的情形，在补偿受害人的同时加大处罚力度，给予人们特别警示，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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