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王安石的青苗法利国利民，但为啥会“小人”支持、“君子”反对？(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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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实在于“人”这个因素上。再好的政策，如果执行的人有问题，那也会带来问题。
当初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主张“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 ，即先整顿吏治，再开展具体变法，但北宋的士大夫何其强势？整治他们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在位的是“老好人”宋仁宗。因此，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不到一年，就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声中黯然隐退。
与范仲淹相反，王安石一上来并不管什么吏治，而是将目标聚焦于保证变法政策的推行落实，而不管那些落实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宋神宗对此也表示支持，声称：“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
其实这也是现实的无奈：假如先拿那些官场老油条开刀，变法甭想推得动。因此，不如在变法中结合成绩考核官员、顺便肃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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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官员大力配合推行青苗法，并不代表他们支持这一政策，只是为了迎合王安石来讨好宋神宗。
当时，推行青苗法被当作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之一。一些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强迫本不需要借贷的富户贷款；而对于那些实际需要借贷的穷人，官员担心他们还不起钱，故意不借给他们，这种奇葩现象被称为“抑配” 。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朝廷通过严格的立法进行打击，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不过，这并不出乎王安石的设想，他的本意就是不追求十全十美：“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 ”也就是说，只要能整体实现改革目标，就可以容忍些许不完美。这种态度，可谓尽得“务实”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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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像司马光这种清流派可不乐意了，在他们看来，青苗法名为抑富民之兼并、增国家之收入，但本质上跟汉武帝时期的盐铁酒专卖一样，属于典型的“朝廷与民争利” ，有为政府敛财的嫌疑，这哪有读书人朝廷的样子？
同时，一些士大夫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出于对他做事风格的反感。像司马光，虽然也一样主张改革，但向来提倡循序渐进；在经济层面，尤其注重“节流” ，也就是省钱，与王安石的“开源”是两种思路。
实际上，这两种思路并不冲突，一个好的理财思路，必定是既开源又节流，但王安石可是有名的“拗相公” ，强调“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 ，对司马光的意见嗤之以鼻。凡是反对他的，都被他视为“不读书”的“流俗” ，并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的主张，对那些反对者一律予以打压，以至于当初许多支持、帮助他的士大夫都站到了对立面，如前辈欧阳修、好友司马光、曾高度欣赏他的程颢、大文学家苏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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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是官场中积极钻营的“小人”；反对他的，很多则是公认的“君子” 。即：当初反对范仲淹的，如今支持王安石；当初支持范仲淹的，如今反对王安石。
【【爱历史】王安石的青苗法利国利民，但为啥会“小人”支持、“君子”反对？】其实，只要能解决北宋的现实问题，何所谓“小人”、“君子”？王安石变法之争，反映了北宋政治的割裂，治国思路的差异演变为道德高下之争。宋神宗死后，王安石被排挤、司马光执政，包括曾取得巨大成功的青苗法等一揽子变法被悉数废除，带有明显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之嫌，连当初批评王安石的苏轼都转而对司马光不满。就这样，曾经一度让北宋国富兵强的王安石变法，就这么付诸东流，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