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抗战人口大迁徙之路，为了生存，父母被迫舍弃瘦弱的孩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寇的不断入侵，许多人面临着生存的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
当然，有许多人选择了留在沦陷区里，进入日本人专门划拨的难民区，面临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还要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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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更多的人选择了离开家乡，承受流离失所的痛苦，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们本可以留在沦陷的沿海城市里，像其他数以千计的官员一样，朝征服者日本人卑躬屈膝” ，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出走不单纯是为了生存，更多是出于民族气节，做一个刚强正直的中国人， “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物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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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有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这些逃难的人群里，农民的数量是很少的，为什么？
农民，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的是，他们身上安土重迁的特征更加明显，一般喜欢“近躲不远逃” ，也就是说就近暂时躲避，不进行长距离迁徙。
再加上，农民生活上一般都比较贫穷，因此从经济上，无法支撑长距离的奔波迁徙，所以一般都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就逃到附近城市躲一躲，等战火平息了之后，就会立刻返回故乡，因为那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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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农民之外，难民里最多的就是各类知识分子了，比如医生、老师学生、诗人、画家、采访人员，以及各类技术工人。
他们在正式逃难之前，一般都有足够的存款或者说经费储备，所以说能够支撑逃难过程中的交通费和生活费，因此许多都是一路往西、往南，逃到了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等后方大城市。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技术工人，还是教授或者医生老师，一旦踏上举家迁徙的道路，基本没什么好日子了，没有饭吃、没有地方睡，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是难民的普遍状态。
但是，比贫穷更加不可忍受的事情，是被迫舍弃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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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幼小孩子或者患病老人被家人遗弃的现象，在逃难路上，是很普遍的， “许多出发时还有5-6个孩子的家庭，到汉口时只剩下2-3个孩子了。 ”
当年龄小的孩子体力不济，无法跟上大人的步伐时候，许多家庭必须舍弃他们，以便剩下的孩子能够存活下去，谁都无法想象，当人们需要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内心该是多么地煎熬和痛苦。
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南沿海诸省，但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大量难民西迁，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西部城市，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
比如战时首都——重庆，在抗战爆发前1936年时，人口是38.6万人左右，等到了1942年的时候，人口已经翻倍，到1945年的时候，重庆市人口就超过了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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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抗战时期的西南各省，因为外地难民的大量涌入，许多西方出现了极其特殊的重婚现象。
比如有许多做丈夫的男子，战时选择到后方工作，比如重庆、昆明、成都，而把妻子儿女留在了沦陷区，当夫妻分居三年以上的时候，彼此可以自由选择重婚。
这种普遍的重婚现象，在当时极其特殊的背景之下，也是被政府默认允许的，其中多以公务教职人员或技术工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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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重婚的人群中，选择的结婚对象，一般都是当地的妇女。比如昆明，自从滇缅公路开通国际贸易之后，许多来自沦陷区的男性司机，选择到此地从事物资或人口运输的工作。
这些司机有一大半都是选择和当地的云南女子成婚，等到滇缅公路被敌人封闭之后，大量的司机被迫失业，与此同时这种临时的婚姻关系也就自动解除了。
当时这种重婚案是十分普遍的，许多人甚至给其取了极具代表性的称呼，叫“沦陷夫人”和“抗战夫人” ，是专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