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明月逍遥客|千年来洪涝频发的鄱阳湖历史上是如何防汛的鄱阳湖做为全中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做为全中国最大淡水湖，负有调蓄长江洪水的重要功能，同时江西又是长江流域暴雨中心之一，地貌起伏也大，因此江西始终是防汛的重点区域，而鄱阳湖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不过一般人可能不知，鄱阳湖在古代其实是片河网纵横的富饶平原，因此早在西汉初年，便在当今鄱阳湖中的四望山区域设置鄡阳县（鄡，音敲，该县城遗址在鄱阳湖枯水期时会显露），邻近还另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而海昏县便是著名的汉废帝刘贺被废去帝位后的封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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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莽时代，鄡阳又被更名为豫章。尔后自三国六朝以迄隋唐，鄱阳湖区域的郡县不停增置，显示开发力度的加强与人口增长。不过由于地质运动，以及时气候变暖的缘故，长江径流量变大，主泓道又南移湖口一带（今江西九江市湖口县），加上曾经能调蓄洪水的云梦大泽和彭蠡古泽逐渐消失，导致长江流水既分洪至洞庭湖，又灌至彭蠡新泽，使之向南扩展，鄡阳平原慢慢被淹没，最后终在唐代形成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水域一度广至6千平方公里。到了宋代， “鄱阳湖”之名才首度出现在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里。
尽管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以为该湖“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 ，误以为鄱阳湖等同彭蠡古泽以及估错命名时间，但其实鄱阳湖之称在宋朝才渐渐固定下来。南宋《舆地纪胜》还专有鄱阳湖的条目，形容“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 。尔后随着日月推移，鄱阳湖的名号愈为大众熟悉，彭蠡泽的旧名与位置演变反而不太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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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鄱阳湖的形成淹没不少人类曾栖居的城镇，但广袤的湖面与肥腴沙土，仍不断吸引百姓前往渔捞垦荒，经济活动因而日渐发达。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垦田而修堤围田，令本该调节水量的鄱阳湖水位被抬高、容积减少，反而增加大洪水的爆发机率。接着又陷入修堤围田─刺激洪水─固堤围田的恶性循环。根据《江西省水利志》的统计，原本在东晋至北宋间，鄱阳湖区有记载的水灾年份仅有23次；但两宋年间，水灾年陡升为67次，约4.64年就发生一次水灾。而南宋至元末不到百年的时光，水灾频率增为3.23年一次；明朝则有167次水灾年，频率约1.67年一次；清朝水灾年更暴增为227次。
这种频繁的洪涝水患，让江西虽富产粮米鱼虾，以及提供中央王朝充裕的渔课粮税，但百姓也不时因惨重灾情沦为灾民。譬如明万历十五年（1587）， “南昌府所居地方今岁春夏霪雨连绵，民乡早稻尽将淹没，至秋又值亢阳，复布晚禾尽行枯稿，灾民毫无所望，惟朝夕在河港取鱼，苟延性命” ，稻田被淹没、颗粒无收的灾民只能在江水里捕鱼续命，十分悲惨。
还有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荃（1824─1890年）也曾于光绪十年（1884），奏报江苏、安徽与江西“雨泽过多，水势盛涨，圩田堤岸，多有被淹” ，尤其是江西境内“芜湖、铜陵、德安、彭泽、鄱阳等县，被水较重” ，位处长江下游的南京瓜洲更是岌岌可危，汹涌江潮非但威胁数万民田的堤防，连“火药局及瓜洲镇游击衙门，亦均逼近” 。对此，曾国荃除了“饬令督率弁兵，严加防范，遇有险工，立即抢救”、还有“准各州县动用仓谷，量为抚恤，核实散放，毋遗毋滥”之外，也只能“率文武设坛，虔诚祈祷” ，凸显现代科学与技术不足的清朝，在危殆之际也只能仰赖鬼神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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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明月逍遥客|千年来洪涝频发的鄱阳湖历史上是如何防汛的】民国时期，由于连年内战，中央权威长期不振，再加上日本侵华，造成各地水旱灾情比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西更是如此。后来，随着多次大规模围垦运动，江西洪涝的强度与损失反而更大。鄱阳湖面积原本在1953年尚有5,050平方公里， 1976年只剩约3,754平方公里，缩小幅度超过四分之一，整个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也急遽缩减，狂热的围湖造田也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增。这导致湖泊原有的蓄泄功能被打击，特大水灾因而屡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