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殇看点|被误读了什么？，民国书法( 二 ) ▲章士钊《行书七言联》民国名流的手迹

因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影响太大了，整个近现代书法史，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康门弟子中，大多能书善画，且卓然有成，在民国书画史上甚至是排得上名号的，对他们的误读，就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对民国书画史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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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行书五言联》，上海博物馆藏
具体误读在哪里？一是以为康有为片面地追求所谓碑学，而贬低帖学，搞什么碑帖相分。很多人根本不读康有为的原著，甚至也不看他的书法原作，就粗暴地下结论，此种读书风气，贻害后世。当年对康有为进行批判的人，大多是他的政敌或对康氏有意见的革命派人士，这种批判，本身就是带着很多政治成见的，与学术思想和艺术无涉，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后来人在评价康有为的时候，就不能带有这种偏见。
二是民国书法史本身存在很多疏漏或偏颇，将本来属于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当作了一流人物，而很多本来属于一流或顶级的书法家却被遗忘。此种遗忘，有些属于自然遗忘，有些属于选择性遗忘。自然遗忘乃是由于后来写史者本身的素养所造成的，对于自然遗忘者，则应予以补缀。而选择性遗忘则属于不得不说的政治原因。但时过境迁，早就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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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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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书法
比如梁启超在世时，其书法史地位是非常之尊崇的，他的作品市场价格在当时也几乎是首屈一指，而梁逝世后，其书法史地位则由于胡汉民等国民党中央要员的政治打压，一落千丈，甚至一直影响到今日对梁氏书法的公正评价。
此外，当时一批与康、梁交好或与北洋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书画家，如陈师曾、叶恭绰、周肇祥、余绍宋、金城、罗复堪、罗瘿公、姚华、严修、邵章、卓君庸、郑诵先等等，都被后来的书画史严重边缘化。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书法四大家”于右任、谭延闿、胡汉民、吴敬恒，都是国民党要人，这个所谓的称谓是带有明显的党派成见的。事实上，当时享有“四大家”盛誉的书法家比比皆是，光天津的严修、华世奎、赵元礼、王守恂就有当时的“四大家”之说，北京还有“四大家”之说，不论是天津四大家，还是北京四大家，其在当时的地位都不会比国民党所谓的“四大家”弱。
今人眼中的民国书法史，几乎只能见到吴昌硕、于右任、李叔同、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潘伯鹰、胡小石、高二适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甚至有些与民国基本不沾边的也被塞了进来，却很少提及罗复堪、严修、华世奎、徐世昌、叶恭绰等这样的北洋政要，甚至连梁启超也可以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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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题章太炎祭黎元洪文稿跋，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如果我们谈论书法史，尤其是民国书法史，不能不对一些被遮蔽的东西进行还原，我们可以高谈民国，但不能离开最起码的权威来近乎戏说民国。今天的我们，即使是对一些民国大人物的了解和认知都如此苍白，何况那些甚少提及的人物。
三是近些年的研究及收藏过于注重民国新派文人尤其是五四派文人的信札，而忽视旧派文人的墨迹。近年来的民国文人信札可谓炙手可热，片纸一张的信札，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玩文人信札，实在已不是今天的文人所能玩得起的，而恰恰是一些不懂文或粗通文墨的土豪的游戏，这当然无可厚非。
民国文人信札的被热炒，本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重视文化了，可是，从书法价值的角度来说，很多民国新派文人的信札可能有别的价值，但在书法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作为史料或历史边角料或许有所助益，但作为书法史而言，则不是主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要将民国文人尤其是新派作家的随手信札都列入书法史行列，那中国的现代书法史恐怕要全盘改写了。相反，那些真正具有扎实笔墨功力的旧派文人或碑学家的书法作品价格却羞涩得可怜，甚至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