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从电影节到电影艺术我们请上海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导演崔

：原题为_上观|从电影节到电影艺术。
如今的中国电影艺术是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亮点？作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艺术类型之一，面向未来的中国电影，又有哪些可以期待？我们请上海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导演崔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一起谈论这个话题。
采访人员：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票都被一抢而光，是不是说明文艺片市场开始好转？
崔轶：艺术电影平日的票房依然比较差。电影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对西方观众来说，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期待用电影思考和阅读。对我们来说，电影可能只是感官愉悦、锦上添花的娱乐方式之一。定位不同，所以我们大众对艺术电影的关注一直不够。
不过令我欣喜的是，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可以看出，电影成为许多上海市民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大家渴望在黑暗的空间里领略情感的共鸣。这是城市的文明程度，也是市民文化多样性的表现。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很多影视工作者开始南迁。今年上半年开工的剧组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上海、浙江、无锡等，这一切带给上海新的契机。上海国际电影节吹响了中国电影复苏的号角。
梁永安：上世纪80年代，大量文学灌注到电影。市场节奏不快的时候，人的心理时间可能更加宽裕。人们关切大问题。不像今天，快节奏紧张的生活，让观众巴不得5分钟可以速览一部电影。
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于市场经济全面推开的上世纪90年代。电影作为文化资本，商品属性冒出来了。当时人们把电视当作小电影，不愿去电影院。直到第五代导演的商业电影，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增长序幕。大资本背景下，电影更多考虑票房，视觉比较强烈，普遍偏爱华丽的颜色。
商品化，也让观众视角发生了变化。观众以前抱着建设性眼光，仰视人物，升华故事。商业化之后，似乎无须再仰视电影了，视觉愉悦和娱乐效果被放大。观影成为一种自我释放，院线电影成了大众文化。文艺片由此一直在挣扎。
但上海等城市开始出现一批成熟观众，把看电影作为生活方式。这几年进步很大。电影节可以在培育观众上多做尝试。比如可以有讲影人，就电影的动作和镜头含义进行解读，一些观众本来理解不了，讲解后能看懂一些门道。艺术观众培育，需要多创新。
采访人员：走到今天，中国电影人是否能为世界电影提供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
崔轶：中国电影贡献过富有东方诗意的作品。比如《小城之春》，长镜头的调度、留白，让人惊叹，是一部诗化的电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镜头语言的运用也富含东方美学的思考。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西方的油画大多是焦点透视，东方的绘画大多是散点透视。可见，东方的思考和审美，带有某种独特性，值得重视。这几年的韩国电影、日本电影，都出现一定的美学引领，已经证明东方不见得弱于西方。下一步，看我们了。
采访人员：中国的艺术电影从上世纪就开始拿奖。到了今天，它有没有突破？
崔轶：第六代导演，比如娄烨的《推拿》是盲人的视角，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是社会边缘人物的视角，带有纪实美学。第六代导演不像第五代导演那般追求华丽，甚至不喜欢加灯，但视觉表达同样有力。又比如，我第一次看到毕赣的《路边野餐》非常惊讶。很简陋的设备，就把小镇的空间调度出来，阐释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极致的调度让我欣喜。
采访人员：这些打动人心的题材，往往偏爱“边缘” 。所以也有人担心，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似乎很难孕育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电影题材。
崔轶：城市题材对文艺片来说，确实有点难。我们作为后发展社会，上海的很多故事，东京、纽约上世纪都已经拍过。伍迪·艾伦的电影搬到上海大多不觉得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