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儒家|孔子|文化|论语今读|国学|李泽厚|

【论语|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它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审总结。在李泽厚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 ，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 “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为立足点，以“情本体”为核心，注重个体的感性生命，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精神，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是一种注重涵养人性、寻求人性完满的文化。
【论语|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对“志于道”“据于德”“兴于诗”“立于礼”“游于艺”和“成于乐”等“学以成人”过程的提示， “孔颜乐处”所揭示的安贫乐道、豁达自信的处世理想和人生态度， “曾点气象”所描述的寓无限于有限、即自由而超自由的审美精神，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因此，笔者尝试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的内涵并进行分析。
第一， “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马厩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之后首先问“伤人了没有” ，没有问马，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伤人乎”之问可以说是孔子的第一反应，在春秋那个朝不保夕的乱世，当夫子得知马厩失火之后，并没有关心自己的财产损失了没有、损失了多少，而是出于本能地问人怎么样、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此其一。其二，《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强调人们要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篇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夫子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困苦，要有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的精神，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苦难都不要改变我们的初心， “这正是中国乐感文化不同于俄罗斯‘苦难即得救，即欢娱’之所在”（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其三，《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慎终，追远”的生命关怀。众所周知，孔子对生死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对祭祀的态度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于祭，如不祭”（《八佾》）。可见孔子认为，要想懂得什么是死，首先得懂得什么是生，他对鬼神是否存在持的是一种未置可否的态度，但却强调行祭的时候必须设想祖先（鬼神）是存在着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关怀之中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论语》要求我们要“慎终追远”（《学而》）。 “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之所以要“丧尽其礼”“祭尽其诚” ，乃是由于我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乐感文化”相较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而言，是一种立足于此世间的文化，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
第二， “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反省什么呢？反省自己在替他人谋划考虑的过程中是否用了心，反省自己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是否有不信实的地方，反省自己在传授他人知识的时候，这些知识是否是自己经常讲授的，自己是否真的实践过。为什么《论语》要求我们这么做呢？这是由于“乐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怎么办呢？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团结，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这就迫使中国的“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会要求我们“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