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唤醒物象背后的胡汉生活( 三 ) 艺术|唐朝|丝绸之路|胡人|历史学|文物|

需要提示的是，不能因为专注于文物所昭示的历史内涵的解读，就将“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看成一套构建“物的历史”的丛书，它的要义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人， “透物见人、以器喻人” ，洞见汉唐时代的历史大势。我们知道，无论是历史撰述还是史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有“劝诫”或“通鉴古今”的功用，这也正是历史学作为人类对自身过往痕迹反观自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所有宏观结构上的“微言大义” ，都离不开微观考索下的细节还原。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专题下笔之处，往往拓土于那些我们极易忽视的文物、图像、文明遗痕所凝固下来的时代气象之腠理。如《“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一文，作者考察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十余个“抱皮囊”造型的胡俑，不但纠正了文物界以往对此类器物的误判，更重要的是文中以俑图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古代文学作品描写与出土文物对照互释，从而对北朝隋唐直至元代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发展及其文化来源等诸事项作出了详细的考述，使得历史的记忆不再断层而展现于人们面前。读此文的酣畅之处是， “抱皮囊”胡俑不再是一件件简单的生硬器物，其所蕴含的“胡人岁献葡萄酒”的时代情景跃然眼前，使千年之后的人们在文物观赏中获得丰富生动的视觉印象，由此很直观地理解了唐代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写作也致力于展现古代社会史或生活史，于是原本沉睡在正史《舆服志》等制度性文献中的衣帽器物等被搬上了史学著作，打破了单一的政治史叙事模式，开拓了我们的知识视野。但是那个力图回到历史生活现场的追求还任重而道远，简单的器物上场的社会史并不足以构建生动生活史的充分场景，冰冷的制度性器物所缺失的正是人类生活的体温。而“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非常集中的专题文集，其研究进路恐怕正好为古代社会史尤其古代生活史和历史场景的细节复原，提供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借鉴——无论是戏称的“纸上考古” ，还是图像证史、诗文互证或形象史学的研究进路，都预示着古代遗迹、雕塑、图像、器物或文书在回望或构建生动历史场景中的重要性，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恰当、周延地去解读它们所保存的文化信息与时代温度。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象背后，所蕴含的并不是单一文明的历史图景，而是包含着在东西欧亚大陆和南北不同经济形态地域之间丰富关联的多种文明的因素，是古代生活遗留给我们的最生动形象的“世界性”信息载体。
如果历史学家从物的层面出发去思考和构建，仅是停留在器物考索的感性认知上，那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锐气和超越性格局将不免会受到局限。而“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正好就是将这种勘破旧知的锐气和开拓新知的格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书中所言，中古时代艺术的魅力在于给人以遐想，那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史。
葛先生认为，他对“汉唐雄风”的写作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念汉赋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他孜孜不倦地在考古出土的文物、文书、图像、雕塑、壁画中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致力于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追寻隋唐中华文化中的“世界性”元素。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研究中所蕴含的，是一个将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到位的学者对隋唐时代的仰慕，所崇敬的并不是那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是以隋唐为代表的中古时期多民族汇聚的国家认同，是深深镌刻在其时代气象中的文明自信。
隋唐时代气象雄浑的灿烂文明，当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文字期许或妙笔生花，翻开“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的任何一卷，大气磅礴的唐代器物、壁画、雕塑、石刻、金银器彩色图版纷繁精美，帝王、英雄、蕃臣、骑士、乐工、仕女、胡商、高僧、力士纷至沓来，天马、骆驼、雄狮、孔雀、瑞兽千姿百态。这些散藏全球、汇于一书的精美而清晰的文物图版，是专题论文考述的主要证据，更是做进一步学术研究可利用的宝贵形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