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唤醒物象背后的胡汉生活( 二 ) 艺术|唐朝|丝绸之路|胡人|历史学|文物|

在中古时期出现的胡人，当然不是指某一个族群，而是一个分布地域广泛、民族成分复杂的群体，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人群。 “胡人”意识是隋唐时期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识，在其背后隐藏着域内域外互动交流的潮流。对这个时代潮流的研究，既需要宏观的大势概括，更需要微观具体的滴水透视。胡汉时代的外来文明如小水滴一样融入大唐繁华灿烂的强势文化的场景和过程，被“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精细专题研究转换成清晰的慢镜头和有生活温度的历史知识。那些隐藏在墓葬壁画和石刻文字之中的艺术知识如胡伎乐、山水画、景教飞天、景教音乐、摩尼教艺术及体现在文物中的祆教痕迹、突厥习俗等，都被一项项作了细微的图文互证和考订；甚至西方文献中所记载的东方地名Khumdan（长安），也结合碑文与题刻作了恰当的辨析——这都是回到历史现场所需要的最扎实的知识基础。
如何回到丰富生动的历史现场，考验的是历史描述的生动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短长相应，是历史学研究的最精巧技艺。当历史学家在称颂《史记》等经典作品的文学性成就的同时，往往也在不断考订其真实性限度，这不但是海登·怀特“文学还是历史”的命题风靡一时的缘由节点，也正是“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丛书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娴熟技艺的厚度所在。
在传统的以王朝为中心的历史记叙结构中，古代文明发展与交流的史实演进并不存在一个显性的体系性文献。因此，我们今天构建人类文明史（而非政治史或统治史）的往昔场景和面貌，往往要大量地借鉴考古学的成果。这样，如何在正史王朝中心文献的系统性背景下，恰当地解读考古成果或文物图像，穿透被久远的过往时光和年代尘封的真相或场景，就是一个相当考验文献功底和考古视野的事情，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则正好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文本。
在这套丛书中，诸多研究聚焦于认识中西文明交流极为重大的节点问题，如近年来以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为代表的一些著述对“丝绸之路”的误读，他们认为汉代丝绸之路“是一个概念、一段时空、一种比喻，是浪漫主义的想象与传奇” 。这当然是有违古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证据的。葛先生在《敦煌悬泉汉简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一文中，从居延破城子和敦煌悬泉出土的汉代“传置道里簿”记载的驿站里程路线作为切入点，对悬泉汉简所见的西域胡人与物品、汉简中所记载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多样化西域人种面貌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考察。论文所依据的是汉代丝绸之路上官府简牍档案中的运行记录，是对奔忙于丝路之上的各国使者、西域贵人、粟特客商、王国侍子、献马团队等在关口驿站时留下的鲜活实时的记载。这些历史时刻最真实的旅人轨迹同“传置道里簿”驿站里程路线相印证，是对汉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之道、商业贸易之路的丰满立体的展现，是对隔空而语的想象性丝绸之路研究话语的实证回驳。
而《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艺术特色》则以湖湘地域出土的大量汉唐以来的胡俑为考察突破口，将长沙窑外销瓷及其艺术特征等问题放置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探讨了唐代胡人在湖湘地域的活动，补正了史书记载的缺失。葛先生指出，中唐以后海上陶瓷之路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新线路，而湖湘地域出土的胡俑形象，正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体现，正所谓“湖湘文化，丝路一环” 。
在图像或文物器物非“自明”的静态中，往往蕴含着文献记载不能呈现或缺失的文明交流历史，如作者的《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诸文，论证了国宝级文物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希腊化”的特征，利用中古画史资料考证了拂菻（拜占庭）画样在隋唐时期的流传。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图像风格与希腊神话以及拜占庭罗马风格非常相似，并具有一些拜占庭式萨珊波斯特征，由此分析景教传教士可能是希腊式文化的传播者，只有他们最接近古希腊文化脉络的源流而又能在中国接近唐朝皇帝。葛先生指出，希腊神话原型的构图被临摹刻画于武惠妃石椁上，说明西方外来文化进入盛唐时，明确地分为希腊式、萨珊波斯式、粟特式、印度式四种语言艺术，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古典文化标本，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艺术的传承与文化精神。